11.有幸成为被“解放”者

　　对邓华的审讯、批斗越来越频繁，拷打和人格侮辱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并祸及家属。5月6日，夫人李玉芝和长子邓贤诗同时失去自由，分别被关押在他们所在单位，强令他们写交代揭发材料。四个未成年的子女，也被立了专案进行审查。连早已不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谢秘书、王炊事员等，也不放过，也给以专案审查……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正在审案人员大喊大叫地审问时，突然一个军人走了进来，还向邓华敬了军礼，说：“邓华同志，我叫郑志士，第五十军副军长。”边说边扶起邓华，让他坐在刚才搬进来的沙发上，“党中央来电，通知你去北京开会。”

　　邓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疑惑地看着这个自称副军长的人。

　　郑副军长将电话记录递给邓华看。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请即通知邓华同志于10月11日来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看来是真的了，可邓华仍是奇怪：自己一个阶下囚怎么顷刻变成了座上宾？

　　后来才知道，在康生亲笔写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人中，有88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反党分子”，并有“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人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人。有“问题”的人占了大多数。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会议才能有效。因而非“解放”几名中央委员不可。10月10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指名，邓华有幸与张鼎臣、胡耀邦、范文澜等人一道，成为被“解放”者，而搭上了幸运列车。

　　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邓华按照编定的座位对号入座。

　　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华仰望主席台，心中仍燃烧着感激之情。他一到北京，就有人告诉他，是毛主席亲自指名要解放他的。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据谢秘书说，李井泉的秘书和赵苍璧的秘书都曾透露：“文化大革命”前在杭州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提议：是不是让邓华回部队工作。只是由于林彪持异议，未能成事。正在他浮想联翩时，他听到了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邓华同志来了没有?”

　　他立即应声起立，答道：“来了！”

　　“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你不好。”毛泽东含笑说道，“不知道红卫兵把你关起来了。你就是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毛泽东说得很轻松，“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嘛，改了就好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华被“解放”出来了，重新担任四川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他虽是“解放”干部，待遇有所改善，但在林彪、“四人帮”肆虐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在1959年事件阴影依旧情况下，他的政治处境不可能根本好转。整他的专案组不仅未撤销，而且还在秘密搜集材料，也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中伤攻击他，遇有形势变化，他又得参加“学习班”，成为“运动”对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吉林省重工业厅的造反派也开始“夺权”，从厅到下边企业单位的各级领导都“靠边站”了。洪学智很不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想不通又能到哪里讲理去呢！尤其是受“彭案”牵连被降职到地方工作的，更是运动的重点，只有“低头认罪”的分。因此，“文革”不久，洪学智就失去了工作权利，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没有了人身自由。那些“小将”们对他说：你是彭德怀的黑干将，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后来实行军管，他仍是被管制的对象，仍然没有人身自由。造反派开会批斗他，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造反派骂他是“三反分子”。

　　洪学智看了一眼骂他的人，心中的怒火突然蹿上来，大声说道：“我是三反分子，我一反封建压迫，二反帝国主义，三反国民党反动派。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造反派被激怒了，大骂他态度不老实，又臭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