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日，接获有关方面通知，让我进京参加两天后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颁奖晚会。这是拙著《张居正》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颁奖当日，又接《文艺报》熊元义兄电话，希望我写几百字的获奖感言。说实话，这感言不大好写，因为在获颁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即兴发表了一个简单的答谢辞：

　　有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写《张居正》，我告诉他，我愿意选取历史上那些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来重塑民族的史诗。过去是这样，将来仍会一如既往地坚持。

　　当时就有人笑言，你这是全世界最短的答谢辞了。我个人认为，它虽短，但却是我当时最想说的话。这次应《文艺报》之邀，再发表一次感想，因不是当场发言，故思路调适，说得稍长一点：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着与之相配的伟大的文化。而文化的伟大在于它的竞争力，凝聚力和亲和力。凝聚力指向的是族群，而亲和力则是对心灵的吸引。今天，我们谈到经济繁荣，须知创造经济繁荣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难的是保持经济繁荣，它首先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的支撑。政治与经济的竞争力，说到底，是来自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竞争力。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参与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建设与发展。在有的时候，它是精神的坐标，譬如魏晋；在有的时候，它是民族的风范，譬如唐朝。我坚信，文学不但在过去，即便在现在，甚或在将来，它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维他命，是不可缺少的生命的营养。

　　作为一名作家，所有的忧患与焦虑，兴奋与冲动，都只能落到一个实处，即创造出更多的既丰富、又品质优良的维他命，奉献给我们的时代和人民。

　　既是感言，当然就应该说自己最为真切的感受和最想表达的思想。近年来，“文化复兴”这个口号一直在激励国人。作为一名作家，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任务，这并不是放大自己，而是明确自己的方向，增强自己的忧患。

　　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已成为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标志。那么，我们当今的文化标志是什么呢？我想，从文学而言，应该是一批卓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没有李白、杜甫,盛唐岂不是一句空话？没有苏东坡与王安石，北宋早期的雄健亦找不到归宿。考诸历史，所有的大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思想的时代会产生震烁千古的思想家，一个文学的时代会产生垂范后世的大文学家，而一个娱乐的时代，会相应地产生一批歌星与影星。时代在选择自己的文化方向，作为一名作家，既要顺应时代，也要有开风气之先的勇气，站稳脚跟，保持清醒，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