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过去10年受贿金额达4000多万元。其中，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某向胡星行贿3200万元，创造了当今中国的行贿金额之最。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钱全部是现金，用纸箱装着，每次都是用越野车来拉，每次都塞了满满一车。行贿受贿如此张狂，令人惊诧愤慨。从维护法律尊严、除恶务尽的角度出发，人们决不希望看到该案的行贿者逍遥法外，继续经营着他的“事业”！

　　现行的《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行贿罪”的处罚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3200万元，成了“行贿状元”，算不算“情节特别严重”？因为“引起陈氏利益攸关方的不满”，连调查都很难进行下去了，这是什么逻辑？这个“利益攸关方”是谁，竟敢对抗国家的法律，使法律打了“白条”？希望司法机关尽快将其“利益谱系”曝光，让百姓看清他们的嘴脸。

　　行贿与受贿，本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依存，且都是犯罪。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贿方的处罚偏轻，一些行贿者消失在法律的视线外，没有受到法律的惩处。行贿有罪，这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如果达到行贿罪规定最低标准的行贿者，不进入司法程序，被轻饶了，法律的尊严、公正何在？

　　从行贿与受贿的供求关系来说，制止贿赂应该从打击行贿和受贿两方面同时进行。打击受贿者的意义自不待言，可以降低行贿者对贿赂利益的需求，减少贿赂市场上的行贿竞争者，降低对受贿者的利益诱惑。针对一方的打击，对于治本显然是不够的。

　　从社会效果来说，如果行贿罪被轻纵，会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同时，由于行贿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必将助长社会的行贿歪风，抵消了政府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与效率。　

　　新京报 （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