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有了一条人偶造型的手机链，一个穿着红色唐朝官服、笑容可掬的小人儿。人偶造型本身并无出奇之处，难得的是，这是日本一个叫藤井寺的城市的限定旅游纪念品，包装上写明，纪念一个叫“井真成”的遣唐使。

　　这条手机链是日本大阪府为了纪念遣隋使1400周年，组织中日青年友好互访时，随行的媒体团得到的礼物。由这个人偶，不由得引出一些感慨。

　　先说井真成这个人，在1000多年间，他一直处于被忘却的状态。他的家乡并没有为他留下出使的记录，以至于他的身份、出发时的年龄都是一个谜。如果不是2005年中国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贾麦明偶然在集市上买到一块石头，恐怕井真成这个名字，永远不会被提及。石头上记录了井真成倾力学习中国文化，他因病去世后，唐朝天子非常哀伤。

　　而井真成的生平，就只能靠推测了。根据《新唐书》记载，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由于井真成于公元734年去世，时年36岁，不少学者认为他应该是公元717年出海，离开家乡的时候，只是十八九岁的少年。和他同船的一些人，阿倍仲麻吕后来成为李白的好朋友；下道真备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大和长冈为日本完善律法……不过，历史只是少数人的资料汇编，大多数芸芸众生，默默地来，默默地去。

　　历史的性质，与河流何其相似——同样都是无法推测上游的环境、地貌；无法让过去的分支融入最后的结局。根据现有的资料，隋唐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经历过前倨后恭的变迁。从渴望与中国分庭抗礼，到全心全意学习中国文化。其间的转折点，是日本和唐朝的一次大战。日本学者森公章在一篇研究文章里说：“白江战败以后，日本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阿倍仲麻吕和井真成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海上漂流的细节，如今也已经不可考。明时胡宗宪描述日本船的构造，说是在接缝处不用麻筋桐油，只用一种名叫短水草的草，一碰到恶劣天气，船就会断为两截。且不管这种描述中有多少大国自居的心态，但是客观地说，明时日本的跨海船只尚且如此，隋代的技术更可想而知。井真成一行人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到达中国宁波，并被一路护送至长安。

　　日本和歌山上的金刚峰寺至今留了一面屏风。金刚峰寺出过一个著名的人物——空海大师。他作为遣唐使之一来中国学习佛教，回日本后创立了日本的真言宗。这面屏风是空海生前命人记录下的大阪风貌。稀疏的墨点，勾勒出渔村、狭窄的街道。面对这面屏风，想象得出，当时的井真成和空海大师等人，面对繁华长安城时的感慨万千。

　　井真成固然是因病去世，未能回到日本。但是，他的同伴大多陆续返回日本。下道真备在中国住了17年，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而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派出回访使，带去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无论从文字、饮食习惯，甚至审美方式，中国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日本的《万叶集》中有一首《春柳葛城山》的诗歌，里面描绘了这么一幅场景：白云从葛城山后涌出，女郎站在春天的柳树下，思念着远方的爱人。研究《万叶集》的日本专家分析，这首诗的意蕴，明显受到了中国和西亚文化的影响。

　　历经数百年的遣隋使、遣唐使，终于在晚唐中国政局动荡时结束了。原本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亲疏，已经因了各种原因而捉摸不定，如果扩大到国家的层面，由于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和各种不明所以的执念，更是无法简单地一言以蔽之。看到日本唐朝风格的寺庙建筑，浓绿的抹茶，从中国云南引进的大米；看到上海引自大阪的巨峰葡萄，满街的日产汽车，时间之河冲刷岸边，早已在两岸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迹。只不过，有些时候，人们选择漠视罢了。

　　日本奈良附近一个叫樱井市的地方，有一个海石榴集市。据说，这就是第一批回日本的遣隋使出发和上岸的地方。前些日子，中日青年互访参观当地的时候，樱井市官员组织了一次仿古活动，大家分别穿上唐朝文武官员的服装和日本官员的服装，由箫笛和太鼓的乐音引领着，“模仿”当年日本遣隋使和中国回访使登陆的场景。当年，也是箫笛和太鼓吗？已经不可考。只不过，裂帛的箫笛声，如线一般细，如刃一般厉，分明穿越茫茫时空，与远处的时间之河融会了。

　　1400年前，这里是一个起点。1400年后，或许能成为另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