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为农民工维权的重庆律师周立太，自1996年在深圳为老乡代理工伤赔偿官司起，已为农民工代理各类官司7000余起。他在为众多农民工讨回赔偿金后，却遭遇到许多农民工“不讲诚信”的回报，60%的当事人得到补偿款后，立刻失踪，使得周立太无法得到本该得到的500多万元律师费。

　　2006年12月以前，周立太律师为农民工打官司，采取的是“风险代理”模式，因农民工普遍较贫困，事先付不起律师费，周立太与农民工约定：打赢官司后按比例收取律师费。因为只有打赢官司才能得到酬劳，所以，绝大多数律师不愿过问这类官司。更要命的是，一旦农民工赢了官司后不讲诚信，周立太只能自认倒霉。周立太曾经将拒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刘某告上法庭，虽然赢了官司，但至今得不到执行。今年8月15日，周立太又一次为60多个农民工打赢了官司，60多个农民工拿到钱后溜走，欠下律师费7万多元。假如周立太通过诉讼追回这7万多元，诉讼费、交通费恐怕都不止7万多呢，要耗费的时间精力更是无法计算。

　　周立太遭遇的困境，反映了我们国家在法律环境上的诸多不完善。

　　首先，不分清是非，只同情弱者的民间舆论，助长了法律环境的不完善。许多人认为，农民工不诚信是因为企业主不诚信，农民工只有通过请律师打官司来要回自己的血汗钱，拿回血汗钱舍不得付律师费，情有可原，律师费应该由企业主来付。此话似乎很有道理，可如果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把别人的不诚信作为自己不诚信的理由，那么，“不诚信”到哪里才能终止？老板拖欠工资是老板错，农民工不付律师费，是农民工的错，这是两个是非判断，不可混为一谈。这种普遍的、貌似公正的只同情弱者的民间舆论环境，只能进一步助长“失信”农民工的粗鲁莽撞，这种廉价的同情并不能改善农民工的处境，只能使农民工与企业主的矛盾更加激烈，农民工的就业、维权更加艰难，而且不仅使“失信”农民工“不讲诚信”的毛病难以纠正，也会使其他农民工积极仿效。所以，我们应该纠正这种不分是非，一味同情弱者的民间舆论环境，真正地站在理性公正的立场上，来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既要同情弱者，也要分清是非。

　　其次，不讲诚信的毛病，富人有，穷人也有，只有通过教育和惩戒两手都要硬的办法才能解决。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办穷人银行，穷人很讲诚信，贷款都得到收回，没有人会赖账，那是因为有惩戒措施，如果哪个穷人借钱不还，那么他以后就借不到钱了，为了今后借钱不难，所以这次借的钱一定要还，确实有困难还不出，那又另当别论。所以，法院应当站在维护法律严肃性的立场上，既要督促企业主归还农民工的钱，也要督促农民工归还律师的钱。否则，法院尽管作了公正的判决，但考虑到农民工值得同情，在执行的时候，只讲教育不讲惩戒，该执行到的律师费执行不到，那么，以后还有哪位律师愿意为农民工维权讨薪呢？所以，如果法院真的是为农民工利益着想，就应该以司法手段督促他们讲诚信。

　　最后，建成“讲诚信者得利，不讲诚信者倒霉”的法律环境最为重要。如果一个人不讲诚信，要付出一辈子生活不如意的代价，相信没有人愿意不讲诚信。在古代，虽然法律制度不完善，但是，还有一个神灵世界在监督。俗话说：头上三尺有神灵，老天是会惩恶扬善的，这种敬畏心理也促使了诚信行为的养成。而现在人们普遍成为“无神论者”，这就促使我们要尽快建立一个“不讲诚信者倒霉，讲诚信者得利”的法律环境。就是条件不具备，也要逐步创造条件实行，要舍得下大力气花大成本，只有勇敢面对才有希望。否则，建设法治社会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