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７日下午，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信访办公室，一场异常艰辛的“谈判”正在这里上演。摆在监狱管理局面前的是一道难题：提篮桥监狱一名４８岁的重刑犯受刑人赵四凯（化名），提出捐肾救患尿毒症晚期的二哥赵二德（化名）。

　　赵镇富女婿后来向记者描述，“谈判”过程还是有争论的，家属强调的是 “人性化管理”，而监狱管理局则认为 “没有先例，无法可依”。

　　杨军民，这位从事了近２０年狱政管理的复旦大学法学硕士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道德与法律的冲突，社会推崇善举，但执法机关首先要保证执法。”

　　上海南站附近，赵镇富与７６岁的老伴住在一栋典型的上海老公房里。小儿子赵四凯６年前进监狱前和他们住在一起。赵镇富有三男一女，三个大的都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个个事业有成，生活殷实，偏偏小儿子事业无成，坏消息不断。２００２年冬的一天，赵四凯被一位朋友喊去“教训”别人，他一刀捅进那人大腿，对方急性大失血而一命呜呼。这一次，赵四凯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缓，后来被减为无期徒刑，并于今年６月１５日被减为有期徒刑１９年。监狱管理局提供的材料称， “赵犯系累犯和重大刑事犯，并有吸毒史，劣根性深，社会危险性大”。

　　６年里，只有姐姐赵三丽坚持每月去看望赵四凯一次，风雨无阻，两个哥哥“没有去看过他一次，没和他通过一次电话”，跟这个弟弟“划清界限”了。其实，在这次进去之前，赵二德就曾严肃警告弟弟：“如果你再给抓进去的话，我不但不去看你，跟你也不再往来了。”５３岁的赵二德是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中层领导，参与过卢浦大桥等重大工程建设，赵镇富形容这个儿子“很聪明，很本分”。

　　一向健康的赵二德，今年６月份突然觉得十分疲劳，腰酸乏力，去瑞金医院检查的结果：尿毒症晚期（肾源性高血压）。“来势凶险，仿佛天塌下来一样。”赵二德躺在病床上，两夜三天没合眼，“一下子被吓蒙了”。赵二德在肾病科住院三周，身体每况愈下，瘦了一圈，面部臃肿，延长生命的办法，一是周期性血透，二是换肾。

　　赵家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众人想到了在监狱里蹲着的赵四凯。７月１４日，赵三丽与阿姨、表姐、表弟４人去探狱，准备给赵四凯做思想工作。赵三丽向记者回忆说，到了监狱，４个探狱人东张西望，谁都不好开这个口，赵四凯见４个人表情怪异，“就问家里是不是出了大事”，赵三丽把事情告诉了弟弟，“他都哭了，说他对家里没有什么贡献，他要把肾捐给二哥”。

　　杨军民说，对赵家人的诉求，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开会研讨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宜支持”，并向国家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请示处理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同意上海的决定。援引的政策依据是，去年四川省监狱管理局请示罪犯自愿捐骨髓应如何处理，国家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明确批复：“在国家对罪犯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作出规定前，不宜在罪犯中开展类似工作。”

　　在杨军民看来，监狱管理局否决赵家的提议至少有三个理由：一是捐肾后赵四凯身体状况应被列入残疾犯，可能免除劳动；二是计分考核要按照残疾犯的宽松标准计算，相比普通管理的罪犯，比较容易达到减刑、假释的目的，可以提前出狱；三是如果捐肾后出现较严重的后遗症，可以提出保外就医。

　　客观上，捐肾这个善举必将为受刑人“松绑减刑”，那么，对这样的捐赠行为能支持吗？杨军民说，他非常同情赵家的遭遇，但他自己给出的答案与监狱管理局的决定一致，“刑罚责任的履行具有优先性和国家强制性”。

　　新民周刊 （赵倩倩  陈统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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