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像矿工一样缺乏安全感的群体。他们常年奔波于一些医院的实验室，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口服、注射那些本不需要的药物。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据专业人士介绍，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实验、毒性实验等环节，疗效和安全性已达80%以上，因此，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来自个体差异。

　　职业试药 人数不少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人数，有人说数千，有人说上万。其中，在校大学生是试药的主力军。目前，法律对该群体的保障相对较弱。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上市。这些药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毒性试验后，下一步便要在张可这样的健康受试者身上试验其安全性。之后，才在病人身上试验疗效。行内人称，职业试药者至少有数千人。

　　张可掀起衣袖，肘弯处密密麻麻都是针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吸毒。其实，他只是一个职业试药者。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

　　张可自嘲道，他也是一只“小白鼠”。他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每试一次药，都有数百甚至上万元的酬劳可以拿。

　　为了试药 隐瞒嗜好

　　9月12日上午7时，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的。”

　　过了8时，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你抽烟吗？”医生问张可。“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喝酒吗？”“不喝，一点都不喝……”事实上，张可好烟酒。“你们不要隐瞒，要对自己负责。”医生边说话，边在张可体检表上各项生活习惯后打钩。

　　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嗜好烟酒，他那张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

　　“带头大哥” 掌控信息

　　据说，北京试药业是由五六个大中介掌握试药信息，他们收取医院的报酬，同时试药者也要交付一定费用给他们。

　　文飞是一名中介。毕业于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他做试药中介已近两年。文飞说，在他上面还有“带头大哥”，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这些“带头大哥”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向文飞这样的小弟发布试药信息，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带头大哥”组织而成。

　　“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文飞说，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每找来一试药者，“带头大哥”可获得数十元。但北京医院方面否认通过中介发布试药信息。

　　试药法规 亟待健全

　　“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龚拥军，南京建康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

　　龚拥军和北京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志华都表示，中国需要更详细健全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试药者的自身权益，并对该行业进行监管。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龚拥军说。

　　而在西方，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而且，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

　　龚拥军说，“因为，国外医药公司在中国试药，其数据有时候在其本国国内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中国更需要加强相关法律的建设。”对于法律空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对试药过程的监管，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   (文中试药者皆为化名)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