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７年１０月，我主刀做了国内第一例肝移植手术，这个病人活了４个半月。对于一个肝癌晚期患者，又是国内第一例手术，应该说取得这样的效果算是成功的。

　　当然，在欧美国家，肝移植手术早于我们已经开展了。我当时是一名普外科的医生，得知了美国实施肝移植手术后，我便向老师傅培彬教授和董方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手术。于是，在７０年代中期，我和老师，还有尹浩然一起去了美国考察。与此同时，国内的武汉医学院也在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动物试验，由著名的裘法祖教授领衔。我们也去了武汉参观。

　　这段准备过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到了武汉后，发现裘教授那里已经竖起了篱笆墙，并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移植研究所”。在参观完他们的动物实验后，我们又查阅了大量的外国文献，经过一系列科学认证，我们认为瑞金医院也有实力做这样的手术。

　　第一个病人姓胡，是肝癌晚期，已经没有了选择，我们没有费多大的劲，他便同意了接受肝移植手术。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的肝移植手术指征和现在不同，以前做的基本上都是肝癌。我已经记不清那台手术到底持续了多久，总之我们很兴奋，比较紧张。手术室里挤得满满当当，能够使我镇定地完成这台手术的，是始终站在我身后的两位老师，傅培彬和董方中。没有他们的信任和鼓励，根本不可能促成这件事情。

　　手术后的几天，我们一门心思地扑在病人的术后恢复上，每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尤其是排异，当时对排异的认识根本及不上现在，可我们就是靠自己这样慢慢摸索的。

　　这个时期，国内许多医院都一哄而上地做肝移植手术，但是大多数都是失败的，病人能够活下来的只是非常少数。对于国内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到底由谁完成，也有过一些争议。后来裘法祖教授在一篇公开的文章中表示：完成国内第一例肝移植手术的人并不是我，而是瑞金医院的医生。这句话以最权威的方式证明了瑞金医院完成国内首例肝移植手术的事实。

　　在以后的一年中，我完成了６例肝移植手术，和今天当然是不能相比了。不过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政治氛围和现在也完全不同。到一次宁波，或者杭州取肝时，要出动五六十个人，其中包括党委书记等。

　　肝移植毕竟是一项花费很大，牵扯精力多，并且在当时看来对病人好处不明显的高风险手术，又不符合当时学科前进方向，在一年后，便暂停这项手术。直到现在，移植手术又重新发展起来。（作者为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明日刊登一篇《翻译国内第一部儿科放射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