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下旬，学校安排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带学生去英国姐妹校Arden school学习交流，度过了一个不一般的夏天。

　　英国的夏天真是出乎意料的冷，我们带去的夏衣几乎没穿过。但是我们却感受到了英国人的温和、友善和对中国的热情。

　　到学校已经是深夜了，校门口站着等待已久的Homestay(临时家庭)的家长们，他们接到了自己的中国孩子就一个个开车回家了。原先我们对学生在陌生环境中的生活还有些不放心，后来发现他们在英国爸爸妈妈的悉心照顾和呵护下，天天过得开开心心。从他们每天带来的丰富的午饭中，也能看到英国爸妈的爱心和细心。

　　有些细节很让人感动。一位女生天生胃口小，吃得少，她的爸妈担心她是吃不惯又内向不肯说，特地打电话来询问；一位同学偶尔打了个喷嚏，她的爸妈就担心她过敏了，带来便条问是否能给她吃药，并附上了该药的说明书；告别会上，一位家长在急切地向负责老师求情，要让她的中国孩子上去演奏一曲钢琴曲，说她在家练过多遍了，弹得很好。

　　在伯明翰的街头，一位热情的女警察在给我们指路之后，又掏出小本子让我们教一句中文(那上面已经记了很多国家的语句了)，“见到你很高兴”，她一字一顿地说，“见到你很高兴！”

　　Arden school的校长安·格瑞，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她对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也读过不少介绍中国的书。一次与他们一家在印度餐馆就餐时，不知怎么聊到了“文革”。

　　“你下过乡吗?”她问梁老师。

　　“下过。”

　　“去时多大?”“去了哪里?”“安徽在哪里?”“就住当地农民家里吗?”一连串的发问，我们的梁老师都平静地作了回答。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当问到去了多少年时，梁老师回答：“二十年。”

　　“二十年！”他们都惊呼起来!(其实这中间包含了梁老师在安徽读大学和教书的十年)校长的眼圈红了，忍不住擦起了眼泪。我们真没想到她会为了一个已经过去了多年的悲剧而流泪，而且这事发生在中国。

　　直到我们谈到了回城、谈到了邓小平的政策，大家的表情才轻松起来。安·格瑞校长是位爱看书、爱探究的人，我估计她又要去找描写中国这段历史的书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