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受“敢想、敢说、敢干”精神的激励，我公开倡议“征服高血压”，毅然以“除害灭病”为己任、献毕生沉浮于高血压事业，发动了在我国向世界两大难治顽疾之一——高血压的冲击。在市、局、学院领导的热情赞许和首肯下，同年１０月５日，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在瑞金医院成立，从此，开始了我与高血压研究的结缘。当时，在此领域，我们的水平与国际水平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

　　初创阶段，“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研究所专职的仅有在读的研究生一名（就是本人）、实习医生４名和行政人员１名。一年后，经过与本市30多家相关研究单位的协同努力，在流行病学、中医中药、临床治疗、发病机制、实验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并参加了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在西安召开的建国后第一届心血管病学术会议（重点是高血压）。我在大会上受委托作了“高血压专题总结”。走“中西医结合，控制高血压”之路，是当时我们决意赶超世界医学、攻克顽疾的唯一选择，也是我国医药学独有优势所系，乃建所宗旨。

　　展开大规模的人群血压流行病调查、摸清情况是开展防治研究工作必需先行的，１９５８年后我们累计普查血压近百万人。高研所在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５年从协作性组织向专业机构转型，使防治与研究得以深入。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动乱干扰了我风华正茂的十年，一个好端端的高研所莫须有地被打成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我则被靠边挨斗五年多。但即使处此逆境，我和所内一些同志仍抵制不息。１９７５年，冒挨批的风险，以放射免疫法测定血中血管紧张素ＩＩ成功；鉴于人群防治的需要，促使我在１９７６年开始继续“长效降压小复方”的研制……

　　“文革”后，我们开始了“二次创业”，恢复和完善科学管理机制；分建临床、流行病学、心血管生理、病理、生化、气功研究等六个研究室，启动各领域研究。令我自豪的是，高研所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由多学科组成，进行高血压研究的专业机构。

　　８０年代初，我又把目光投向深入新疆天山南北、贵州山区、浙江渔村和南北城乡等多民族地区，剖析６７种血、尿营养性（包括蛋白及其代谢物、氨皋酸、脂质及脂肪酸、常量及微量元素等）和人口学参数与血压的独立相关性，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人口因素及营养素相互间对结果的干扰，远较以往大都用营养调查法分析可信，在国内外未见类似研究。发现营养对血压具有止、负的“双向调节”作用；高盐、低钾是国人饮食结构的重要特征，限盐、增钾摄入是我国以一级预防高血压和卒中的重要举措；无论从血、尿蛋白及其代谢物（包括牛磺酸）均与血压正相关，从而纠正过去从营养调查（未去除干扰因素）以为是“负相关”的谬误，提出高蛋白升压、却通过加固脑动脉使减少脑出血的观点（高血脂摄入促升压、却增加脑梗塞）等，从而首次提供了我国南北、城乡、不同民族的营养性客观实测数据：为采取营养学措施防治该病指明了导向，其结果和所衍生的推断假设，培养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血压营养病因学”的发生与发展。

　　我认为坚持和扬弃并不矛盾，只要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都要支持。作为我国高血压学从出生至“知天命”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我殷切寄厚望于继者莫踌躇、休回头，坚循创新之路。（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原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

　　明日请看《广慈“光荣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