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2岁了，最近因病住进了瑞金医院外科七病区，巧的是，1916年出生的我竟然被安排到了1916床，更让医护人员感到讶异的是，我的四个儿子，都出生在原先的广慈产科。近日，四个平时分散在各地的儿子都因为我的病得以相聚，还不忘到广慈产科（现行政办公楼）前留个影。

　　生孩子那些年，我的家境可谓普通之中的普通，1942年，我怀上第一个孩子，家里商量下来决定让我来广慈医院生，其实，我们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许多老上海人——广慈医院生孩子保险，哪怕再贵也要来这里生。

　　我当年不了解，如今在和瑞金医院一些医护人员闲聊中得知，其实早年的广慈也不能说完全是贵族医院，只不过设有头等、二等及平民病房，满足各个层次的病人所需，我当年住的大概是平民病房吧，不过感觉到广慈医院的服务倒是不错。

　　来为我接生的是嬷嬷，我到现在仍旧记得这个外国嬷嬷的模样，瘦瘦的，说着听不懂的外国话，言语不多，技术娴熟。她头戴宽大的帽子，周围还有一些中国医护人员，服务态度相当好。这是广慈医院普通病房内常见的情景。

　　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于1944年，一切照旧，唯一的区别是门外有不少日本兵在来回走动。他们的走动给病人带来很大恐慌，我不敢多问，病友之间互相似乎也不闲聊这些话题。

　　我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据说管理着广慈医院的法国教会也开始显露出颓势。我记得每次在广慈医院住院，都看到嬷嬷们自己祷告，但从未有人向我传教。第四次到广慈生孩子，已是解放后的1951年了，那时医院里已经没有嬷嬷了。

　　解放后的广慈医院成了真正的人民的医院，一方面大门向更多老百姓敞开，另一方面住院难的情况也开始显现。因此，我第五次怀孕时，就没能挂上广慈的号，只能失望万分地离开，当时心里那个焦急呀，以至于连眼泪也掉下来了。我不得不把第五个女儿生在了其他医院，回想这也算不得什么委屈事，毕竟更多百姓得到广慈医院高水平医生的治疗。

　　再度来到这家熟悉的医院看病，发现一切已是旧貌换新颜。整洁明亮的病房，守候在病床边的孝顺儿女，笑容可掬的年轻一代医生，广慈能发展到今天，我心里也由衷地高兴。

　　明请读一篇《歪打正着找到乳腺癌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