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级机关开始试行《市级机关创建学习型机关评价指标体系》,今后，有关部门将为公务员提供一批学习“菜单”，而机关公务员也将完成每年6-12本书的阅读。这条消息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一些议论。既有人对它的强制性表示反感，也有人怀疑它只是一种形式，不可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实际上这些议论是很值得商榷的。首先，“硬指标”的推出是出于提高公务员自身素质的现实需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商业大潮的影响下，读书与学习的风气日益衰落，公务员群体在思想、业务与人文素质上也出现了滑坡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工作人员一张口就念错别字，一拿笔就成白字先生，有的甚至连一个流畅的公文都写不出来，这与古代士大夫的公文可以收入《古文观止》成为文章经典，与老一辈政治家可以吟诗作赋、可以与知名学者讨论学术与理论问题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若要对此刨根问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丧失了学习的自觉性，因而，以制度化的方式“劝学”、“驱之从善”，是完全应该得到肯定与褒扬的。其次，读书有助于改善公务员群体的社会形象。近年来，尽管大多数公务员是兢兢业业、踏实苦干的，但由于一些蜕化变质分子、低素质人员的鱼目混珠，如在媒体上经常曝光的上班打麻将、下班卡拉OK、公款旅游、胡吃海喝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他们思想觉悟降低、人生价值混乱、精神空虚无聊直接有关。而通过有效与有目的的学习与读书，充实他们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生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举措。

　　宋代朱熹说读书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对于具有鲜明公共色彩的政府公职人员，与普通市民不同，他读不读书、喜欢读什么或不喜欢读什么，决不只是私人的事情，而是时刻要与城市文明水平、城市文化形象及政府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所以说，在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忙于为学习制度“好不好”定性，或者停顿在“要不要”学习制度的无谓论争中，而是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使之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