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健康的我，体检时肚子里发现了一只瘤，专业术语叫“包块”。

　　作协人事处的小李打电话来叮嘱：一定要到专科医院去好好复查。本来还想延宕些时间的，被领导部门这么一催促，隐隐觉得事情不妙，当天就去挂号了。

　　看专家门诊的是位女医生。检查之后她说：目前看来是良性的——我很高兴——可她立即加了一句：不过，是好是坏要开出来看的。

　　那天从医院回来，经过好几家服装店。本来，只要有机会逛马路，服装店是我最喜欢驻足观看的。我喜欢了解时尚的变化，喜欢看那些式样新潮、做工精细的衣裳，并且在欣赏的时候，想象着如果这衣裳穿在自己身上会有什么效果。看到激动时，也会头脑发热不假思索地买下来。可这一次，我对于服装店没有多看一眼，下意识里，似乎觉得这些东西对于我，都是不必要的了。

　　脑子里，医生的话挥之不去。

　　不知怎么的，想到了萧红临死前的一句话：留下半部红楼……目前手上正在撰写一部有关1957年的人物的传记，资料搜集花了我们十多年时间，去年下半年动笔至今，举步维艰，只得八万字。私心是要把中国知识分子和时代的关系讲清楚，可不知道要把这个想法实施于一部传记中有多难。一向以来，就有朋友说我做事不走捷径，有时甚至是放弃优势，专拣难啃的骨头啃，得不偿失。可我觉得生命悠长，做成一件难的事，比做成十件容易的事要有意思得多。

　　可现在，似乎大限来临，这半部（还不到）传记怎么办？前些日子读到一篇文章，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死的了——意思是作为作家，她已经写完了她要写的一切。能够这样说话的作家，应该是最幸福的啦。

　　可我呢？除了手上正在写的，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出来。这么多年来，哪一天不是在对于写作的思考中度过的?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料和感悟，读了那么多的书，不就是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么？这个时候想到萧红，想到她在三十出头的年华，就把绝世的才情付与了虚空，情绪真是有些凄切了……

　　还有家庭。

　　父母已经去世。当时觉得他们还不算高寿，现在反而有些庆幸了。儿子读大三，应该不算小了。可哪一个母亲不是处处觉得孩子不够成熟，顶好帮他一辈子！

　　可现在……

　　我要是沿着这个路数想下去，不等“打开”，就先把自己吓个半死了，何苦来？所以，等到一众朋友都来慰问我之前，我已经把

　　自己摆平了。

　　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我的生活没有变动。晨练，写作，读书；陪海外回来的老同学看戏、会友；例行的京剧票房活动也一次没拉下。

　　我想，我不能被那个“未知数”左右。我应该做的就是抓紧当下的每一分钟。再说，听到你身体里有隐患，家人已经担心，你若先乱了方寸，情势就会一败涂地——我不喜欢那种过于感伤和混乱的局面。一点都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