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论及如何摆脱奴役之路时，人们往往聚焦于暴力革命和议会选举这两条途径。如今随着人们对持久和平的倍加珍惜和对文明多样的承认尊重，上个世纪初叶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的历史价值开始熠熠生辉。1999年，微软百科全书把甘地评选为十个改变上一个千年的伟人之一。许多论者把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称之为摆脱奴役的第三条道路。

　　暴力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肩负起“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神圣职责，把敌人视为人类的“罪恶之果”而加以铲除。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则建立在人性为善的判断之上。当今人类存在的罪恶现象是因为人们的善性尚未苏醒。而非暴力就是让人觉醒的手段。“爱和苦行”是践行非暴力的两大原则。 “爱”就是要一方面敢于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妥协；“爱”就是要一方面爱自己阵营的人，另一方面兼爱自己的敌人。“苦行”就是要通过绝食自尽、静默祷告、去荤素食、戒烟止酒、自愿入狱受刑等自我牺牲，彰显自己内在的善性，呼唤敌人的觉悟。

　　1920年9月，国大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接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策略的决议，这一策略包括放弃殖民当地颁发的荣誉称号、抵制立法会议、抵制法庭和公立学校、抵制英货等。甘地从此成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在他的指挥下，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退出议会竞选，绝大多数选民拒绝参加投票；大批律师放弃了丰厚的收入，拒绝执业；约有6000名大学生、42000名中学生退出了公立学校；集中焚烧英国布、烟、酒等货物的壮观情景更是随处可见。殖民当局借口个别地方发生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逮捕了一些著名活动家。3万多名群众响应甘地号召，自愿走进监狱，抗议当局的迫害，监狱一时人满为患。但这一次的运动因为一个地方的警察署被群众焚烧，甘地立即叫停。

　　1930年—1933年，甘地领导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他认为殖民当局实行的食盐专营，是一项最不人道的法律。于是，他亲自率领一批非暴力信徒步行前往200英里开外的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销售，冲破官营制度。殖民当局逮捕了甘地，但非暴力信徒斗志更加坚强，2000名志愿队员徒步150英里，前往达沙拉盐场抢夺官府之盐。盐场外已掘好壕沟，铁丝网密密麻麻。24名英国警官带领400名警察，个个手执装有钢尖的木棍或手枪，严阵以待。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每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批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是。而队员们依旧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

　　1933年5月，鉴于暴力时常发生，甘地建议国大党停止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改为个别的不合作斗争。第二年10月的国大党孟买年会正式决定停止不服从运动。

　　甘地领导的两次全国范围的不合作运动虽然偃旗息鼓了，但它把民族独立的思想播撒到了人民群众的心里；把原来自以为可以主宰印度命运的殖民当局逼到了和印度人民的谈判桌上，把不服从运动这个民族独立新武器的长短展现给了世界人民。这些都令后人回味不已。

　　非暴力运动与印度国民浓厚的宗教心理密切相关，不管是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不可避免具有宗教的一般特征：重视内心的修炼，忍受现实的苦难，追求来世的幸福，慎用暴力行为。非暴力主义对现实社会既反抗又妥协的心态根源于宗教，它与“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周易》）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批判的武器向来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带有强烈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它注重打造个人的道德魅力，彰显榜样的示范作用，强调道义的感化功能。可是，不管道德在革命军中具有多么大的威力，但“红花还要绿叶扶”，它无法挤压暴力、经济等手段的活动空间。把道德的力量神化、泛化，这既是非暴力运动辉煌一时的重要原因，也是非暴力运动必然衰落的内在逻辑。

　　我还是情系《我的祖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