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揭开谜底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寓所召开。至7月30日晚8时许,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环视一遍在场者后匆忙退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停会，代表们迅速分散离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

　　那么，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召开期间，代表们下榻于何处呢？据有些出席会议者后来回忆，蒲柏路389号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临时宿舍，也是活动地点之一。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说：“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了九个客人……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包惠僧的《我的回忆》说：“博文女校的旧址，也就是校长黄绍兰的住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各代表临舍宿地”，“我的记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博文女校是私立女子学校，由进步人士黄绍兰主持，并得到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黎等的大力支持，学生最多时达300余人（著名女作家丁玲就是该校的学生）；校舍为沿马路的三上三下砖木结构石库门房屋，内外共有两进。李汉俊同黄绍兰熟识，而正值放暑假的博文女校又邻近其兄寓所，于是就以“北大师生暑假旅行团”名义暂借。代表们入住此处时，常聚于一起，盘膝坐在木板床上长谈。博文女校旧址后来曾成为民居，迄今仍然基本保持昔日的风貌。

　　还有一个谜：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怎么会出现密探的呢？过了几十年，这才被揭秘。原来，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因开展革命活动多年，早已受到监视。马林在会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马林在1921年6月抵达申城，先进南京路的饭店，接着住麦根路（今石门二路）的公寓，租界当局对马林的行踪了如指掌，并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因此招来密探不足为奇。幸好筹备中共“一大”时，为方便和安全起见,在李书城寓所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使留下应变的李汉俊得以用出版机构需要召集各类作者商议出书的理由与巡捕巧妙周旋，最终化险为夷。

　　辅德里点亮“一盏明灯”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寓所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通过了党的第一部章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主任，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寓所内建立起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编辑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正由于李达对这里印象较深，所以在建国后寻找中共“二大”会址时，他提供了清晰的线索。李达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弄和门牌号码我记不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1958年，李达专门来上海协助踏勘，指认成都北路7弄30号为自己当年的寓所。不久，中共“二大”会址得到了有关部门确定。

　　关于中共“二大”会址的门牌，曾引起过争议：昔日的辅德里弄内总共只有49幢房屋，怎么可能出现625号呢？然而，1922年3月出版的《妇女声》杂志登载上海平民女校的招生广告，其中也明明白白写着报名地址为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半。原来，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两租界合并而成）早期的房屋门牌较混乱，没有一定的规则。一条弄堂建成后，均有公共租界工部局捐务处按所在马路的门牌次序来续号，令人生惑的辅德里625号,其实就是南成都路625号。为改变这种状况，公共租界工部局从1930年开始整顿马路两旁的门牌，均由东向西或从南往北编号，遇弄口只编一个号（弄内房屋另设门牌）。据《工部局年报》记载，成都路（由北成都路、南成都路合并而成）的门牌是1932年重编的,此时辅德里625号改为成都路7弄30号。抗战胜利后，贝谛鏖路更名成都南路，成都路更名成都北路（1994年大沽路至延安中路段又改称老成都北路）。

　　在中共“二大”上,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向导》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为16开周刊，每期8页，第142期增至12页，第144期又加到16页；起初由蔡和森主编，1925年由彭述之接编（郑超麟负责具体编辑），1927年由瞿秋白主编。《向导》开辟了“时事评论”、“寸铁”、“什么话”、“读者之声”等栏目，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马林等也写过一些重要文章。《向导》始终紧密围绕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进行宣传，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向导》的总发行机构曾设于老西门肇浜路（今复兴东路）兰发里8号，在全国各地有分销处，发行量最高时达3万份。《向导》编辑部随中共中央几经转移，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被迫停刊。《向导》是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被群众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找到会场遗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此前，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在1924年8月和9月两次发出筹备通知，原定同年“十一月开会”，后因故日期推延。由于当时条件极艰苦，对这次重要会议的具体会址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建国后，上海有关部门相继勘实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随即又组织力量寻找中共“四大”会址，设想将这三个重要革命旧址一同保护起来，供人们瞻仰。当时，有关人员奔走各地，找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了解线索。据昔日在上海从事妇女运动的杨之华（瞿秋白之妻）说：中共“四大”会址在横浜路附近，是一幢石库门房屋。又据出席会议的庄文恭说：中共“四大”会址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以北的一条路上，是某里弄中的最后一家；那房子的特征是，比其他几幢大，二楼二底，其天井占去了最里面的一段弄堂。这些回忆虽然大致反映出会址情况，但因没能提供确切路名、门牌，尽管有关地区派出所、房管所作了积极协助，中共“四大”会址还是没有下落。之后20多年中，它一直成为悬案。

　　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报刊曾登出上海横浜桥北岸几所民居的照片，并标注：“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我对此非常关注，鉴于横浜桥实际属于虹口区，遂到当地长春派出所进行查询，但根本不存在“横浜桥6号”这个门牌。后来经向有关部门了解，方知这是以讹传讹，我为此专门给本市一个刊社去过信，说明中共“四大”会址尚未找到。

　　1985年夏，随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广泛开展，人们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找到中共“四大”会址。当时，我曾随一位党史学者到著名翻译家郑超麟先生(早年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四大”记录人)家中拜访，谈及中共“四大”会址，他马上告诉我们：“‘四大’会址是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屋，地点在市区通往吴淞的铁路旁边，不属于租界，且离北四川路不远；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教室的样子，有黑板和讲台，每人面前放英文课本，以防不测；三楼是一部分代表宿舍。”郑超麟先生的回忆，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此后，有关人员陪同郑超麟先生赴实地进行仔细踏勘，当走到川公路和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他想了想，马上指着东边的新工房位置：“就是这个地方！”该处的原建筑，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被侵沪日军的炮火所毁，其废墟后来改建成工棚，1983年又翻造起了六层居民楼。

　　1987年11月，有关部门确定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位置为中共“四大”遗址。在中共“四大”召开70周年之际，又予以勒石纪念。◆ 朱少伟（党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