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一年一度的国庆，新闻媒体就会有许多谈建设成就的文章，这些信息都能给国人带来喜悦，增强振兴中华、速奔小康的信心。今年国庆，我想到的一件事，是上海的《收获》。这本杂志从创刊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谈谈半个世纪以来读《收获》的感受。

　　《收获》创刊时，我正在大学中文系读书，也刚刚在报刊上发表铅字，算是步入文学圈的“文学青年”。当时我是买不起杂志的。但我们学校图书馆和中文系阅览室都订有许多杂志。我每次进去，首先“抢读”的就是这本《收获》。我记得，创刊号就很吸引人，发表有冰心、严辰、戈壁舟的诗歌，有老舍的剧本《茶馆》，和后来拍成电影的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等等。由于读了老舍的《茶馆》，还引出了一段令我难忘的故事。进大学以后，我对老舍的著作很感兴趣，在图书馆借阅了他的早期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和《骆驼祥子》。看到老舍新作《茶馆》问世，格外高兴和激动，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写了封信给老舍先生，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我是不敢奢望有什么回音的。不料，过了一个多月竟然意外地收到老舍先生的回信，我把这封信当作是文学前辈对我的期望，对我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我一直牢记着老舍先生的教诲。我想，这可能与读《收获》创刊号发的《茶馆》产生的心灵震撼是有关系的。

　　我一直喜欢《收获》，是因为它始终坚持崇高的纯文学性和神圣的美学原则。这本杂志的主编是巴金、靳以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著名作家。“创刊号”上发表的巴金、靳以署名的“发刊词”上说过：“《收获》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对人民有益的精神食粮。”但是中国的文学与中国的政治实在太密切了。《收获》同其他文学刊物一样经历了文坛的风风雨雨。由于诸多原因，两次被迫停刊。一次是1960年，说是由于困难时期，纸张紧缺；一次是1966年“文革”开始。就是那些正常出版的日子，由于政治的干预，也发表过一些可能主编并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发的作品，如一些贯彻“意图”的社论、评论、特约稿，以及当时某些权势人物“紧贴形势”的文章。但是，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仍然保持着“纯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的美学品格。我一直喜欢《收获》，原因也正在于此。

　　改革开放以后，《收获》再度复刊。摆在读者面前的，似乎有了三个《收获》。第一个《收获》出版了18期，第二个《收获》出版了14期。1979年复刊的已经是第三个《收获》了。我们高兴地看到，三个《收获》的主编都是巴金先生，成为他的终身头衔。这本身就昭示，《收获》编辑理念的连续性和坚持文学的神圣美学品格。改革开放以后复刊的《收获》，继承了它的传统，一开始就发表了陈白尘的《大风歌》、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吴祖光的《闯江湖》等等。当然，编者也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和她领导的“小团队”，在坚持老一辈文学家、编辑家文学理念的同时，努力求变、求新，他们结合当前的文化热点，推出了许多新进作家的先锋作品。如王安忆的许多新作，洪峰、苏童、余华、孙甘露、马原、扎西达娃等的不少成名之作，也由《收获》推出。虽然由于读者的眼光不同，会有不同的反馈，但从刊物来说，也呈现出新的朝气。近些年来，《收获》推出的著名作家专栏，在读者界也很有影响，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李辉的《沧桑看云》、余华的《边走边看》等都有新的看点，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得到了自己的艺术欣赏满足。

　　愿《收获》今后有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