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的一天，A物流公司的钱总打电话到我供职的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急切地对我说：“刘律师，法院把公司的银行账户封掉了，你赶快过来！”我立即赶到了A公司。

　　原来，在2006年的10月9日，杭州B公司委托A公司进口、运输并保管一批价值6万元的建筑材料，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有一条特殊的约定：A公司必须凭B公司书面的指示方能发货，如违约，A公司须承担货物价值10倍的违约金。10月12日，A公司将B公司的货物进口后，存放于仓库。然而，由于仓库管理人员疏忽，将货物错发给其他公司，致使B公司在10月13日提货不着，并做了公证。虽然10天后货物追回了，但B公司和杭州C房地产公司签订过供货合同，在10月15日前必须供货。由于提货不着，致使无法履行合同，B公司向C公司赔偿了40万元违约金。于是B公司起诉A公司，要求A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60万元。面对着B公司提供的约定10倍违约金的合同、提货不着的公证书以及向C公司赔付40万元的书面证明，钱总一筹莫展，证据对我方十分不利。我了解案情后，立刻赴杭州对B公司和C公司的2006年工商年检情况进行了调查，心里有了数。

　　开庭那天。B公司的代理律师在庭上态度十分强硬，一口认定由于我方违约，致使B公司遭受了40万元的损失，要求A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我则提出了以下观点：一、虽然双方约定了10倍于货款的违约金，但是该条款只针对A公司，而对于B公司没有对等的约束；A公司承接的货物价值6万元，收取的所有费用总共只有2000余元，面对的却是60万元的违约责任，这显然有失公平。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双方虽然可以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合同方认为违约金的约定过高，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所以，A公司请求法庭将违约金调低。二、B公司与C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总价为110万元，虽然由于A公司的过错，致使B公司无法对其中6万元的货物向C公司供货，构成违约，但6万元的货物延迟交付对于一个110万元的大合同而言，显然不构成根本性的违约，因此B公司不能以它向C公司就110万元的供货合同而承担的40万元违约责任转而向A公司全部追究。三、根据我的调查，2006年度B公司财务报表中非经营性支出和C公司非经营性收入中都没有40万元违约金的反映，因此，我有合理理由怀疑40万元的违约金实际并未发生。在总结时，我代表A公司表示，鉴于在履约中确实存在疏忽大意，A公司愿意以货物价值的30%左右也就是2万元承担一定的责任。

　　由于B公司不愿调解，法庭审理后作出判决。判决基本上采纳我的代理意见，要求A公司向B公司支付2万元的违约金。一审判决后，B公司也没有上诉。A公司支付了2万元后，法院也解除了对A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A公司对于处理结果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