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的一天下午，天色昏沉，我和黄福林同志跟着新四军交通参谋张轩同志乘船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事前规定三人装成互不相识，以张参谋动向作为我俩行止目标。船离吴淞码头，经过敌人检查，通过伪化区，我们终于走进一个村落，穿过一些茅舍，在有草堆的场地上，看到肩挂驳壳枪或坐或立的战士，在一所瓦屋门口交谈。我们由战士们指引，走进门去，经过小天井，进了客堂。

　　阳光只穿射客堂的前半间，隐约地看到张参谋向一个干部立正敬礼，指指我俩讲了几句话，同时递上一张纸条，估计是我俩的组织介绍信，他又转过身向我俩挥手点头后走了。此后有两位领导干部走过来和我俩握手，邀我们坐在方桌边的一张长板凳上。他们都着灰布军装，一位两眼炯炯有神，一位笑容可掬。简略寒暄后，他们问起上海的情况。黄福林同志汇报了上海市场、敌伪动态、职工状况、地下党斗争形势。其间，他们偶有插话纠正或追问，听得很认真，直至开饭了，才派人把组织科长王坚同志请来，并嘱咐我们跟他一起行动，一切听他安排。

　　到了组织科，王科长向那里的干事们介绍了我俩的情况。当围坐一桌用午膳时，王科长问：“首长刚才对你们讲了些什么？”我们迷糊了，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说：刚才接见你们的是谭震林师长兼政委和邓振询主任。我们听了既惊且喜。对于谭震林同志，我们早知他是卓越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创建和发展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而邓主任，据事后了解，他是长征的英雄，又是久经锻炼的群众组织者，一直在敌、伪、顽夹击的江南主持工作。当天下午，刚和我们见过一面的谭师长就来看望我们了。那时我俩正坐在组织科住宅前的打谷场上看文件，这是在上海看不到的。谭师长来了，他像是见老朋友一样，问我们休息好没有，并要我们在村庄里走走，看看战士们和农民们生活状况……他是那样的随和、诚挚，其亲切之情感人肺腑。

　　傍晚，队伍出发了，村里的农民和孩子有的跟着，有的招手，流露了对人民子弟兵的留恋之情。夜幕在四野张开，漫长的队伍中，没有人讲话，没有人抽烟，天空星星在闪烁，路上前面人影幢幢，我们紧跟着部队行进，顺利地到达了新的宿营地，住进了已安排好的房子。通讯员忙着为我们烧洗脚水，借门板搭铺。这夜我们睡得很熟，一觉醒来，天色早白。早起的同志们正在学习，看到我们醒来，纷纷道辛苦。下午约三点钟辰光，谭师长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那里。到时，他正在读毛主席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我坐定，他就向我交代我和黄福林的任务是到军工厂工作。除简略介绍军工厂现状及任务外，他着重说明自力更生生产军火，对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对军事工作和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同时指着《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本书，问我读过没有?并不等我回答，又谆谆告诫我，要多读毛主席著作，在实践中加深理解，并鼓励我们安心工作，艰苦奋斗；指出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使我们得到鼓舞，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从童工到战士，他在战斗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