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13岁，父亲把我送到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南文德里的裕丰针织厂当学徒，先做手摇机袜子，后到电机袜车间看罗纹车，最后到横机车间做手套。在短短的2年时间中，我看到老板用学徒多，用师傅少。学徒与师傅一样从早做到晚，一天能做3打多，可每月只拿到2元钱!为了找活路，我和俞忠祥、俞立成等小学徒就集体离厂先后到马当路的“安仓针织厂”和南市的“美仑针织厂”做工，但是不论在哪里都是做牛做马。

　　1940年上海地下党已在工厂、学校内做工作，秘密宣传不做亡国奴的抗日道理，反对老板压迫剥削。他们从各方面关心我们，干活时他们替我们交定额。

　　在这期间年龄比我大的俞忠祥、俞立成等几个人在悄悄议论要到乡下当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救中国，不做亡国奴。我知道后说我也去。但他们说：你年纪小吃不消。可我早就下定了决心，要与他们一起去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不做亡国奴。幸亏当时在上海做扩军工作的张家信同志说：在游击队里打日本鬼子的，比我年纪小的也有，不行的话再送他回上海。

　　四五月间，我与俞忠祥、俞立成、朱志祥、胡永庆等几个人拿到了船票，船名叫“安和”，在法租界的一个码头上船。

　　“安和”轮是上海到江阴的客轮，中途在横泾下船，步行到江阴浦氏里村新四军办事处，从此参加了新四军。这支部队是新“江抗”二支队，就是后来的“沙家浜”部队。

　　我入伍后，在党和部队的教育下渐渐成长，知道不但要驱逐日寇，不做亡国奴，还要消灭剥削压迫，解放劳苦大众。记得参军不久，哥哥来信要我回家，指导员汤江声问我：“想回家吗?”我坚定地回答：“我不回家，我要打鬼子!”19岁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我不但有生命，还有更宝贵的政治生命。

　　写到这里，我深深沉浸在思念中。汤江声是我的指导员，俞忠祥是孤儿，和我一起做工，当兵在一起。他跟随指导员到上海扩军不幸牺牲，刚入党才17岁。汤江声在1945年伏击日军的三垛河战斗中牺牲，其时是营教导员，才26岁。

　　当时我年龄小，参军后一直在连、营、团当通信员、警卫员。皖南事变后，日、伪、顽相互勾结，在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清乡”，妄图消灭我江南的新四军，我们进行了“反清乡”斗争。我参加的第一仗是横塘战斗，手里没枪，只有手榴弹，紧紧跟着首长。1941年北渡长江后，我们开辟了“江、高、宝”地区，我参加了“真武庙”、“乔墅”、“十三庄”等战斗，在战斗中我成长起来了。

　　新四军一师服务团里有许多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