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燕

　　柏李，女，原名周尔贤，1917年4月4日生于北京，2007年4月13日逝于上海。1937年投身革命，从事地下文艺工作，演出和拍摄过许多进步的话剧和电影，如话剧《母亲》、《家》、《上海屋檐下》等。解放后，从事过电影教育、管理、演艺、文学创作等多个工作岗位。

　　柏李曾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担任上海第三福利站站长，救助过大量孤儿和妇女，孤儿中有很多人成长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最早期的演员和导演。1950年后，她先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演员、副团长、上海电影学校校长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谈自己的母亲，柏李的小儿子于力一的话要“挤”出来。他始终低调，这一点，秉承了母亲的风范。

　　他母亲参加任何重要活动，绝不坐到主席台，连“坐到第一排边上”都不肯。

　　对上海电影界的很多人来说，前辈柏李是始终站在幕后支持他们的人。

　　不知道中间的老太太姓甚名谁

　　柏李与秦怡、白杨等著名电影演员是同时代的人，也是她们的好朋友，但解放后她淡出银幕，知名度远没有这几位高。当她与秦怡等人的合影挂在公共场合时，参观者都争相在照片前拍照，为的是与几位名人合个影，谁也不知道中间那位老太太姓甚名谁。

　　记者到于力一家中采访时，他捧出一本5厘米厚的相册和一摞照片，彩色照片上，精神矍铄的柏李目光中透出一股坚定而果敢的力量。于力一说，母亲在电影界，提携、帮助了一大批年轻人，不少人成为上海电影界的顶梁柱，现在很多人谈起母亲来，都会用尊敬的、感激的语气，有的人一提起她，甚至会哗哗地掉眼泪。

　　上海电影制片厂曾经提拔了一批年轻的女副导演，王洁是其中之一。起初，她还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打退堂鼓。柏李知道后，经常启发她，鼓励她放开手干。最后王洁果然成长为“最硬的一块料”，许多大导演在电影开拍之前都要问一句“王洁来了吗？”如果王洁到了，才能放心大胆地开拍——再繁杂的事务，王洁全部能搞定。

　　演员朱曼芳，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拍了一部《蚕花姑娘》后，求爱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每天都有两麻袋。柏李怕这些信影响她的生活和工作，找她谈话，让她“正确对待”，结果朱曼芳连看也没看，就把这些信丢掉了。

　　在于力一的记忆中，早上起来母亲就已经上班去了，晚上他和哥哥姐姐要睡觉时，母亲还没回来。即使在家，她也是在工作，翻开工作本，一条条核对当天做过和没做完的事，做完了才能勾掉。

　　在一次纪念大会上，大导演谢晋在发言中说，我一定要提到柏李，她为电影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出了很大的力。

　　一定要把照片送给每一个人

　　柏李当领导，平易近人，对谁都一视同仁，从剧团领导到锅炉房的工人。所以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最高，谁工作上遇到困难，会找她；家庭起了争端，也会找她；高兴找她分享，沮丧也先到她那里报到。

　　别人找母亲说心里话，母亲从来不会在家里透露一个字，不过于力一后来倒是听有的当事人说了当年的一些趣事。“夫妻俩吵架，找她评理也就算了，有对夫妻想离婚，竟然各自搜集对方的资料，还各自背着对方把这些东西送给我母亲保管，以备不时之需。”于力一笑着说。

　　最感激柏李的，是厂里的工人，因为她从不对他们另眼相看。每年过节团拜后，柏李都要督促当摄影师的于力一，把照片洗好，一一送到照片上的每一个人手中，绝不能“空拍”。于力一说，他总是按母亲的吩咐，一家家跑到，有的实在不知道地址，才交给上影厂演员剧团，请他们代为转交。

　　夫妻两个“飞纸条” 吵架

　　柏李的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于伶。于力一承袭母亲“不抛头露面”的传统，工作办事从不打父母的牌子，很多朋友直到追悼会时，才惊讶地说：“哎呀，原来你父母这么不得了！”

　　在于力一的记忆中，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但也有小吵的时候，不过这两个文人吵架也用“文吵”，小纸条飞过来飞过去。“我父母彼此在纸条上，都称对方为‘生’，父亲称母亲为‘生’，既是学生，又是先生。”于力一说，母亲出身名门，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父亲作的词，没有母亲把关，决不敢让它见诸报端。

　　“父亲身体不好，如果没有母亲的精心照料，肯定不行的。”于力一感慨地说，母亲既要忙工作，又要忙家事，辛苦可想而知，但母亲从不和他们发脾气，也不当着他们的面掉眼泪。

　　柏李擅长国画，80岁时还兴致勃勃地去上老年大学，而且次次都到，坚持了八九年。她的水平挺高，有时候老师上课讲错了，她等到下课时才悄悄地走过去告诉他，令老师大吃一惊。

　　对于力一的摄影作品，每当他沾沾自喜时，母亲总要讲上两句让他不爽的话。不过于力一知道，那是母亲不让他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