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在浙江海宁农村小学毕业后因无钱继续升学，经父亲找朋友介绍，14岁时来到上海虹口区济宁路口的华文印书局当学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冲进了租界区，工厂被迫关闭。工人们各奔东西，有的回乡下，有的做小生意，更多的人流落街头，为生计而苦苦奔波。1942年1月的一天，装订间的工友谷福康来找我，说：“现在需要人到敌后去做抗日工作，你想不想去。”我一听是打东洋人的，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我一定要去，并急切地问：“什么时候去?怎么去?”他告诉我，这是秘密，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时间是明天下午3时整到十六铺码头找他，还有别的工友一起去，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说话。第二天，我准时到达，见到了谷福康，还有烫金车间的工友林宝兴，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上船后，我们三人在一起，为保密谷福康让我们改了名字，商议了一下后决定我叫孙克文，林宝兴叫林克武，谷福康叫谷克斌。我们害怕掉队，三人都时刻盯住一位穿长衫中等个子的人，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大约乘了两小时左右的轮船，到了苏北靖江码头，穿长衫的带路人第一个上岸。有一个伪军在检查，带路人塞给他一沓钞票，这个伪军连看也不看就让我们上岸了。我们一行上海人，脚穿着皮鞋，身背着行李，一步步紧紧地跟着走，一下子走了约十多里路，到了一个村子。平时大家没走过农村的土路，一脚高一脚低，累得满头大汗路也走不动了。不一会儿村子里跑出来一群人，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嘻嘻哈哈地叫了起来：指导员，这次上海来了多少新同志?一边说一边帮着我们拿行李，并连连对我们说辛苦了，辛苦了，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们感觉既新奇又高兴，看着战士们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像兄弟亲似一家人，在上海那种愤懑压抑的心情一扫而光。这时我才知道那位穿长衫的领路人是新四军五十二团三连的孙副指导员，他是部队派来的扩军工作人员。

　　第二天分配我下连队，听同志们说我们连长名字叫钱青，他打仗勇敢，冲锋在先不怕牺牲。指导员给我们介绍部队情况时说：“新四军官兵平等，我们的司令叫司令员，政委叫政治委员，烧饭的叫炊事员，吹号的叫司号员，拿枪的战士叫战斗员，还有卫生员、理发员、运输员，总之都是‘员’。”我心里一喜，嘿，我是个战斗员了。指导员接着说我们的津贴费从团长、政委到每个人都一样，每月三元钱是买牙刷、牙粉、草纸等生活用品……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海工厂里，老板对工人的压榨和欺辱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

　　指导员的介绍使我心悦诚服，我终于参加了一支平等待人的部队，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我暗下决心，一定听指导员和连长的话，当好我的战斗员，狠狠打击日本鬼子。

　　我在上海见到国民党军队的种种卑劣行为，群众中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真是天壤之别呀。

　　明日请看《我的教导员汤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