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汤江声同志任五十三团一营(后改编到五十二团)教导员，我在这个营当战士、文书，后调营部当书记。

　　9月，一天，晚饭后部队集合好准备移动，突然，听到有人喊我，说我母亲来了。我心头一怔，转身一望，教导员陪着我母亲正迎面而来。几个月不见，她的额上多了几道皱纹，她用那又喜又忧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说，自我离家之后，她日思夜想，胃病也犯了。6月份，她到过常熟，没找到部队，这次总算找到了。教导员问她，头一天住在哪里?她说就住在长江边西来镇的一家米店里。教导员明白了，那时候部队虽然天天变动宿营地，但还可以和上海通信，而且允许回信到我们所控制的某个镇上的某家店铺转。我母亲就是顺着这个线索摸到常熟和这里来的。

　　晚上，教导员把我和母亲安排在营部旁边的一个小屋内住宿。母亲和我谈了大半夜，说了许多，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我和她一起回家。我经过了部队半年多的锻炼，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了，从道理上我完全懂得不能跟她走，我不愿意。但是，我却又摆脱不了与母亲的感情，经她说呀谈的，我动心了。

　　第二天，我吞吞吐吐地向教导员提出了明知错误的要求，满以为他一定会狠狠地批评一顿，哪知他不但不责怪我，仍然与平时一样和蔼地问我：“你打算回上海后怎么办呢?”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涨红了脸说：“到了上海，我不是仍然可以搞革命工作吗?”

　　教导员笑了：“是这样吗?你想得太简单了。要好好地考虑考虑啊!你离开了部队，离开了组织，那只会一事无成。”他耐心细致地开导我，要我记住入党誓言，从长远考虑问题。我听了教导员一席话，觉得很有道理，很快就有了转变。但是，到了晚上，经母亲再一谈，思想又有了反复。教导员在帮我，母亲在拖我，何去何从，我摇摆不定。

　　后来，教导员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对我母亲说：“部队天天移动，你跟着走不方便，先回西来镇，过两天让耀培去镇上和你会面。”我母亲答应了。她一走，白天，是教导员和我谈话，晚上，还是教导员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思想稳定下来，表示坚决不回上海了。到了第三天，教导员要我按约定去西来镇。我要求他派一个老同志和我一起去向母亲告别。教导员说，由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

　　我急步来到镇上，找着米店。母亲早在门口等候。她脸上露着笑容，拿出一件连夜赶制出来的小棉袄，替我穿在棉军衣的里面。她说：“跟着部队走了几天，看到你们生活得很好，上上下下像一家人一样。教导员昨天也来过了，还是他说得对，青年人应该走革命的路，听他的不会错。”

　　不久，我预备期满，按时转正，并兼任了营部的党支部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在一次干部会上，提到了我母亲来部队这件事，说我经受了一次考验，特别表扬了汤教导员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的好作风。

　　明起刊登一组《徐光启与上海》，责任编辑：贺小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