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文艺报》一位尚未谋面的编辑明江发来一则手机短信，告知我的《日子》获得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其时我正在集中阅读柏杨先生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沉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底层社会各种职业劳动者痛苦不堪的挣扎吁叹的氛围里，获得这个喜讯，竟然好一阵儿转换不过情绪来。许久，不由得“噢呀”一声自吟。

　　我确实很感动。最直捷的第一心理反应是，这个短篇小说写作和发表至今整整7年了，在当今潮水般一波迭过一波的文学节奏里，不足七千字的《日子》，能够不被淹没沉底，还能被推举到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评委们的案头（我至今尚不知推荐者是哪家团体或某个个人），还能入得各个评委的法眼（同样至今不知一位评委的名字），作为作者真是意料不及的欣悦和颇深的感动了。这来自我对创作的自始至今不渝的理解，无论篇幅或大或小的小说，抑或散文随笔，写作完成后的唯一心理企盼，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呼应，认可的范围越大呼应的声音越响，我的生命的意义就获得最踏实的自信了，完全不在乎吃什么好穿什么不好血脂高了低了或肥了瘦了的事项了。我很尊重“我的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的话，包括记不得谁说过的“我的小说是写给几十年一百年后的读者看的”。作家的写作心态和对创作的理解，各各不同，也不可能相同，这是常识。我却是写给读者看的（自我欣赏那是无需再说的事），而且是首先多给同时代的读者看。

　　这种写作心态，还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我对过去的生活不断回嚼，也对正在行进着的生活不断发生的新感受，达到某种自以为是独自独有的体验的时候，就生发出一种创作和表述的欲望。而当一个或大或小的新作完成，我总是改变不了那种忐忑不定的心情，担心我的这种体验和对体验的表述形式，能否得到读者的呼应和认同？在我看来，读者对某个作品的冷漠，无非是这作品对生活开掘的深度尚不及读者的眼里功夫，或者是流于偏狭等等，自然还有艺术表述的新鲜和干净。当下乡村生活题材的各种艺术品不计其数，一个短篇小说《日子》能否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确凿是我刚刚写成时的心理疑虑。我在《日子》里所表述的那一点对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在《人民文学》和《陕西日报》先后发表后，得到了颇为热烈的反应，尤其是《陕西日报》这种更易于接触多个社会层面读者的媒体。我看了《陕西日报》关涉这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回到原下的屋院，对着月亮痛快淋漓地喝了一通啤酒。

　　7年后的今天，在我的短篇小说里算是少数几篇篇幅最小的《日子》，能被首届“蒲奖”相中，又是另一番心理感动和鼓舞了，也潮起我尤为喜欢的短篇小说的写作兴致和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