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蝶衣先生走了。算实足年龄，他离整一百岁还差三天，似乎有些遗憾。可是在我看来，蝶衣先生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实在是个奇迹。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不过四十多岁吧，人是相当瘦怯的，头发也稀疏了，看起报纸的大样来，总要把那副无边眼镜褪下，再眯起一只眼，还要离得很近，才能看清字迹。朋友称他“蝶老”，固然是尊敬的意思，也与他的外表已显老态不无关系。

　　上世纪50年代初他去香港后，与内地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也不便联系。到了90年代，我不知道别人如何，至少蝶老跟我通信了，寄有关他的报刊材料来。每逢过年，总有贺卡寄来了。再往后，他回来了。我说不准那几年他回来过几次，反正每次来总要约吴崇文等几个老友碰碰头，吃顿饭。初见面，我颇有感慨。蝶老当然比过去更老了，更瘦了，至少头发已经秃光，只能戴假发套了，但大体还是那个样子，不是老得很厉害，走路还很爽利，记忆力特别好。有次谈起一位活了99岁的上海老作家，蝶老马上说，这位老作家年轻时做的旧诗很好，接着随口哼了两句，是“艳体”一流的。这两句我也记住了，不敢写出来，怕有错误，引起麻烦。

　　现在老年人都很注重养生，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报刊上时有发表。蝶老有什么养生之道呢？我敢说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只听他说过，香港有几位朋友生活比较放荡，以致英年早逝，很可惜。想来蝶老在这方面是很节制的。也不吃什么补品，咖啡却是每天的必需。“咖啡一盏索浓煎，助我消磨煮字年。”这是蝶老当年孵咖啡馆的感赋。我只记得他在上海时咖啡馆一天要孵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他97岁那年回上海，人有些“木”了，听陈太太说，每天一杯咖啡还是少不了的，我估计可能一直喝到他此次病危住医院。人有所好，也是“命”之所系，如无关宏旨，就不要去干涉他。有两位朋友近年都在心脏部位安放了支架，最好是不要吸烟，我也劝过，但听不进，也就算了。喝咖啡有种种说法，有说不好的，也有说好的，可能因人而异，咖啡对于蝶老，大概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朋友们难免要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蝶老如不去香港，一直留在上海，会活得这么久吗？那就很难说了。1952年，《大报》并入《亦报》，蝶老一时被挂在一边，他有些急了，去有关方面询问。接待他的人竟然这样回答他：“你放清楚些，我们现在对知识分子还算客气的！”蝶老听了，心想，这就意味着将来要不客气了。正好那时他夫人在香港探亲，他也去派出所用原名打了个路条（那时还便当），走了。

　　到了香港，他能干些什么？只能靠手中的那支笔，生活是很清苦的，总算安顿下来。现在人们只知道他写了3000首歌词，到很多年后还有唱片的版税好拿。当地报上的小品文也是常常写的。此外写得最多的是电影剧本，多数取材于流传已久的民间传奇。他对“梁祝”的故事另有看法，认为他们在三年同窗之时已经发生了恋情。他曾经为此写了一部歌剧，却苦于没有地方出笼。前几年曾经问我能不能在上海想想办法。我无法给他回音，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

　　再有就是他在91岁时出版的《花窠诗叶》，上中下厚厚的三册。我有幸得到一套。蝶老的诗喜欢用生僻的字，有些我读不懂，懂的也不少，还有我曾参与过的情境的那几首，如今读来更有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