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中国话剧以1907年2月春柳社（中国留日学生文艺团体）在东京成功上演《茶花女》第三幕为发端。然而，它的发展和勃兴，则是在申城。

　　上海开埠不久，外国教会便纷纷前来开办学校。教会学校在举行家长招待会时，为活跃气氛总要让学生表演“Drama”（西洋戏剧），剧本根据莎士比亚、莫里哀等的作品改编，台词皆用外文来念。1898年12月，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仿照“Drama”的形式，用中文自编自演《官场丑史》，它虽仍有不少套用传统戏曲的东西，但无唱功、无做功，而且穿时装、演时事，所以汪仲贤感叹“由此发现了戏剧舞台的新天地”。学生演剧之风很快吹入中国人在沪办的学校，如1900年南洋公学的学生编演《六君子》《义和团》，1905年民立中学的学生编演《捉拿安德海》等。这些都成了“新剧”（也称“文明戏”，即早期话剧）的先声，并预示着一种外来艺术将被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新样式。

　　1907年秋，由于受春柳社数月前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的影响，王钟声在上海成立春阳社，并创建培养“新剧”人才的通鉴学校。随即，春阳社在南市永锡堂和兰心大戏院演出《黑奴吁天录》，该剧有较完整的分幕剧本，全部用口语对白，被视作“话剧在中国的开场”。翌年春夏间，在日本参加春柳社排演的任天知返抵黄浦江畔，与王钟声合办通鉴学校，接着又排成根据英国哈葛特同名小说改编的《迦茵小传》，上演于春仙茶园，该剧基本符合“Drama”的要求，把“话剧的轮廓做像了”。

　　清末民初，上海的“新剧”活动颇盛，顺应时代潮流的《秋瑾》《家庭恩怨记》《黄金赤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频频上演，一些文艺社团也开始职业化。五四运动后，随着“爱美剧”(也称“真新剧”或“白话剧”，即现代话剧)的兴起，民众戏剧社、戏剧协社、辛酉剧社、复旦剧社、南国社等相继在沪诞生，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田汉的《获虎之夜》及《名优之死》、洪深的《赵阎王》及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聂莹》等陆续在申城舞台亮相；其中戏剧协社首演于1924年的《少奶奶的扇子》，被茅盾评价为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各国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有立体布景，有道具，有导演，有舞台监督”。

　　1928年4月，洪深在沪出席同仁聚会时，为区别于主要用歌舞道白表演故事情节的传统戏曲，提议把主要以对话和动作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Drama”译作“话剧”。从此，这一剧种在中国有了大家认可的固定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