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篇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孔子教《书》，简单地说就是教历史，其中既有对史实的阐述，又有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论。然而，孔子的学生记录得不全，后来的整理者又编得混乱。此章前半部分是讲武王，重点在人才问题；“三分”以下是讲文王，重点在道德问题。应该分为两章，文王在前，武王在后。

　　本文只说关于文王的部分。

　　有的古本《论语》在“三分”前有“文王为西伯”句。周文王服事当时最强大的政权殷商王朝，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而关于周族的发展，西周和春秋早期史官们的作品说得更详细。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并不是孔子的创造性总结，而是在复述史书内容。

　　那么，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怎么回事呢？前述泰伯故事时提到，太王公亶父死，立幼子季历。季历即位后，大力开拓领土，取得很大成功。周的兴起使商王朝感到了威胁，结果季历终于被商王文丁杀死。季历死，其子昌即位，即周文王。当时，许多诸侯国反叛，不再听命于商王朝；而周虽然已经比较强盛，但文王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战略家，仍旧小心翼翼地服事商王朝。于是，商王朝比较信任周，后来商王纣册命文王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想利用周来征服和控制反叛的诸侯国。文王充分利用这一点，先是团结和征服西方一些诸侯国，后来又向东方发展，逐步控制了今陕西、山西、河南的重要地区。到文王晚年，周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并且深得民心，不过“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能是夸大之辞。

　　周文王有实力与商王朝分庭抗礼，但他一如既往，“以服事殷”，为什么？《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国大夫韩献子的话：“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这个评论比孔子早几十年，认为文王“知时”，知道周取代殷的时机未到，“事纣”是一种战略决策。应该说，韩献子的看法是正确的，符合历史的逻辑。

　　但是，孔子却没有从这一角度分析，他的评论是另一种样子：“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不好理解。商纣王极其残暴和荒淫，大失民心，周文王取而代之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什么“以服事殷”反倒是“至德”呢？杨树达先生在《论语疏证》里有一说：“《论语》称至德者二，一赞泰伯，一赞文王，皆以其能让天下也。此孔子赞和平，非武力之义也。”此论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孔子其人。孔子可算是和平主义者、非暴力主义者，他有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又有着安居乐业的社会观念，对实力很强却避免战乱和生灵涂炭的周文王自然颂扬不已。

　　不过，愚以为孔子之所以仅仅从道德角度评论周文王，还在于借古喻今。春秋末期，周王朝只在名义上还存在，各诸侯国对它置若罔闻；天下四分五裂，战争不断，几个大诸侯国争霸称雄，四处侵略；许多诸侯国的卿大夫乃至家臣执掌政权，为所欲为；总之，礼崩乐坏一团糟。孔子对这种局面痛心疾首，趁评论历史之机，行抨击现实之实，暗讽活跃在政坛上的各类人物都是以下犯上的无德之人，一抒胸中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