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是现代拉丁美洲最著名的革命家和国际主义者。他的理想是通过革命使劳苦大众摆脱剥削压迫和贫困,实现社会正义。他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从容就义的烈士。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连续工作了6年多时间，曾先后为两任大使当翻译。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机会多次见到格瓦拉。格瓦拉无疑是上个世纪富有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的人杰。有幸认识格瓦拉，是我此生中永难忘怀的经历。

　　我国驻古巴首任大使是申健。他抵达古巴后，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与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格瓦拉等领导人的交往很多，中古关系极为融洽。当时为了防止泄密，我们在国外是不能写个人日记的。因时隔已久，现已记不清在申健大使与格瓦拉的接触中，我当过多少次翻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1962年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后不久，格瓦拉到中国大使馆来，与申健大使作了一次长谈。那一次，格瓦拉神情愤懑严肃，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当时，古巴领导人对苏联方面在那次导弹危机中的表现都很不满。格瓦拉的看法最为尖锐，他认为“美国想消灭我们的肉体，而赫鲁晓夫的退让却毁灭了我们的精神”。

　　我国派驻古巴的第二任大使是王幼平。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也是新中国建国后向国外派出的首批“将军大使”之一。他先后在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苏联七国担任大使，历时30年，是我国驻外任期最长、国家最多的使节。他有用小本本记事的习惯。幸亏他有小本本，才能回忆起40多年前往事的一些细节。据王大使查考，从他1964年5月抵达哈瓦那履新，到1965年3 月以后格瓦拉从古巴政治舞台上消失，10个月中他和格瓦拉见过7次面，其中两次是宴请长谈。这些会见均由我任翻译。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格瓦拉是1965年3月26日。那天上午9时，作为工业部长的格瓦拉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中国纺织组专家，王大使陪见，我当翻译。接见结束后，格瓦拉请王大使留下，两人又谈了一个多小时。

　　格瓦拉对王大使说，他要用一段时间去东方省参加割甘蔗的义务劳动，因此给大使打个招呼。他还说，参加义务劳动也是从中国学来的。在随后的交谈中，他用似乎是不经意的自然语气说到，他钦佩中国的文化，钦佩中国的革命。说着说着格瓦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嘴，说这是上个月访华时，他在北京买的。

　　那天谈话气氛沉闷，格瓦拉显得心事重重，话不很多，常咳嗽，几次从上衣的衣兜中取出治疗哮喘病用的微型喷雾器向口中喷药。

　　格瓦拉那天与王幼平大使的会见和谈话，很耐人寻味。那时中苏论战激烈，关系紧张。古巴领导人从本国的处境出发，最不愿意看到中苏分裂，希望中苏双方停止公开论战，被我国顶回，这又导致当时中古双方之间关系的恶化。格瓦拉在这次谈话中所说的“上个月访华”，就是指1965年2月古巴方面派格瓦拉和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阿拉贡内斯访华进行斡旋，无功而返。鉴于当时的中古关系状况，古巴领导人与中国大使接触已十分敏感微妙。那天格瓦拉与中国纺织专家的谈话时间很短，与王大使的谈话时间则较长。中国纺织专家组的身份并不高，对格瓦拉来说，本来是可见可不见的。显然，他是为了避嫌，以见中国专家为由头，得到一个与中国大使接触的机会。

　　当时格瓦拉正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将离开他所挚爱并为之倾注9年心血的古巴革命和建设事业，踏上新的征途，到非洲和拉美去打游击。结局如何，很难预料，他是做好在异乡他国捐躯的准备的。在离开古巴之前，他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和了结，也有许多远征的准备工作要做。他要给卡斯特罗写一封正式的告别信，以便日后对古巴人民和世界人民有个交待。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读来让人肝肠寸断。他也必须给他的父母亲和儿女写信告别，为人子、为人父总要给他们留下亲人的深情嘱咐。他写信的时候就知道这很可能就是永别前的嘱咐，后来也确实成为遗嘱。在那样特殊的繁忙时刻，而且他已经刻意不再在公众视野前出现，为什么还要见一见中国大使？格瓦拉是很重情义的人，彼时彼刻他没有忘记中国。他信赖中国，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党和政府怀有真诚的战友之情。他珍惜这份感情，觉得应该在离开古巴之前以某种方式向中方打一个招呼。

　　在与王幼平大使作诀别式的谈话之后5天，格瓦拉经过化妆，更姓埋名，秘密离开了古巴，重新投入丛林中的游击队生活，时年37岁。两年后，他壮烈牺牲在玻利维亚。与格瓦拉最后那次会晤距今不觉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仍恍如昨日。(作者曾先后任我国驻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