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去交大闵行校区听一位语言学家的讲座。濛濛细雨中我见到一座古铜色的半身雕塑，那不是张钟俊教授吗？心中掠过了丝丝悲凉，更多的则是崇敬和怀念……（江泽民同志曾撰文尊称张教授是自己的恩师）

　　我认识张教授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应交大就读时的同班同学、著名天线专家任朗的邀请来到坐落在峨眉山下的西南交大讲学。那时从上海到峨眉必须在成都换车，也还没有用轿车接送的规矩。任教授夫妇就委派相对年轻的我去成都迎接。火车一进站，我就高举“接张钟俊教授”的牌子翘首寻找，等了半天也不见我想象中的西装革履或中山装笔挺的学部委员的到来。最后只见他提了一只沉甸甸的旧皮箱三步一停地走出车站，用嘉善普通话问我：“你是任教授的助手吗，等久了吧？”我说我和任教授是邻居，是专程来迎接他的。他竟打趣道：“你应当在我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上大╳，那我一下火车就会看到你了。”他的面善和风趣使我们一见如故。

　　在途经峨眉的那趟特慢列车上，大多是头裹毛巾身背背篓的沿途老乡。有的一个人占好几个座位，有的则索性横躺在座位上“脚翘黄天霸”，对站在一旁年近古稀的张教授视而不见。我找来了懒洋洋的列车员，告诉他张教授是学部委员，应当给他找个座位。于是张教授总算挤进了列车员狭小的休息室，两人一起排排坐。张教授宽慰我说：“这儿挺方便，厕所就在对面！”此时上气不接下气的我问他的箱子能坐人吗，他说：“里面都是我的吃饭家什（书），再来十个也不成问题！”就这样，我有幸在僻壤他乡结识了这位学问多多架子少少的可亲的老人。

　　当时“文革”过后不久，知识分子出于惯性依然是夹着尾巴做人，没人敢上馆子。任教授设家宴为张教授接风，我最拿手的是八宝饭和土豆色拉。那时尚无现成的色拉油，是用蛋黄加熟油单向搅拌100次制作而成。席间，请来了是同学又是同行的电机系主任曹建猷作陪。曹教授“文革”中被学生冠名“曹霸天”。又因跟我丈夫在工作上有些分歧，有人传言他俩不和。他丧偶多年一直单身吃食堂，此时则胃口大开比谁都吃得香。张教授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我数过了，‘曹霸天’一连吃了五勺你做的八宝饭，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老杜了。”他还称赞我做的色拉可跟上海“天鹅阁”的媲美，建议我在峨眉山下开一爿“林氏饭庄”。从此他就叫我林老板。

　　调回上海后我们两家走得很勤。张师母出身名门不爱言语。她不知道我的名字，竟也跟着张教授叫我“林老板”。张教授把张师母介绍给我们时说：“她叫杨媞（tí）姝（shū），人不漂亮名字是美丽的意思。但很多人读白字念成杨是妹。是妹就是妹，反正不是弟就行了。”

　　张教授的正直和仗义执言也是我们夫妇俩终身难忘的。丈夫曾写过几篇在某领域较有创见的论文请他审稿，他不但认真审阅还提了宝贵意见。谁知文章在某学报刊出后，引起了一名在此领域尚无建树的学生的强烈反应，竟写了一篇近乎谩骂的“商榷”文章让学报也转给张教授审阅。张教授看后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将作者带学报狠狠地教训了一番。他说：“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生要想超过老师是正常且可喜的现象，要不科学如何进步。但对辛勤培育自己的恩师如此出言不逊，足见作者人品的低下。学报更是是非不分……”他断然拒绝审稿。

　　1995年岁末，为了不让往年那样总是张教授伉俪先给我们寄来新年贺卡，我决定超前行动。谁知收到的回复竟是一则讣告。张教授在刚度过自己80寿辰还不及迎来交大百年校庆之时却匆匆远行了。令我伤心的是此时我的厨艺虽已大有长进却再也不能为他“露一手”了。十余年来，萦怀往事往往奏响一曲心中的悲歌；思念前辈总因心中镌刻着老人长存的风范。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则是那张我们在峨眉山下的合影，背面写着“林老板留念”的字样早已被泪水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