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天，德国司机驾车从斯图加特赶来了。他身材魁伟，胸板厚实。“他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是高尔，大家就叫他老高，他能听懂”，到德国有17年的杭州人蓓蕾女士这样关照我们。

　　在欧洲之行中，老高要带我们穿越荷、德、奥、意四个国家。无论出发还是到站，老高那么高的个子，每次都是弯下腰来，单跪着腿，为我们递送行李。那天傍晚，我们赶到奥地利小镇布鲁因兹克，车子在一条街上来回找那家中国餐馆，找到了，却因为马路狭小而不能停车。我们坐下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但老高没能来吃饭，导游蓓蕾替他打包带了一盒炒面和一些菜。我们心里过意不去，老高却根本没事一样。听蓓蕾说，老高的家里过去开着一家汽车公司，他从15岁起就会开车了。现在，他的太太和一个儿子也和他一样开车。

　　没有几天，老高老高的叫声多了。车上所有的中国乘客都被他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老高有技术，更有责任心。老高车来总是那么精准，就像德国的精密仪器一样。长途行车，我们坐着都累，但老高有空就会擦拭车身和玻璃窗。我们坐船到威尼斯岛去，老高竟独自沿着铁路长跑两个小时。蓓蕾说，他是锻炼身体，为了保持充沛的体力。

　　到佛罗伦萨时，老高丢了进城前买的高速公路通行卡，关口过不去，因为是全自动的，费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人，经解释人家也就放行了。上车后，老高有点自责地嘀咕起来：我怎么会丢了卡？是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当蓓蕾将这句话翻译过来时，我们都对老高的幽默会心而善意地笑了起来。其实，凭借老高已在大家心目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他完全可以解释一番。可是，他不开脱自己，错了就是错了，自认栽了。

　　旅途未到一半，我们嘴里叫着老高，心里觉得不够，于是，我们又开始加了“同志”两字，这样更加亲切。而满世界跑的蓓蕾女士说，可以这么叫。在东欧好像是捷克，人们依然叫同志。老高话不多，应该属于内向的一类。彼此熟了，有感情了，那天在罗马吃西餐等待上菜，老高拿出一叠照片展示于人：他年轻漂亮的太太、两个英俊的儿子和两个儿媳，还有他家里的另外两个成员——一只牧羊犬和一只可爱的猫咪。

　　临别前夕，我们团里的长者、来自嘉定工业区的陆永明，在敬酒时深情地对老高说：你是三高，驾驶技术高，思想品德高，还有职业水平高。老高没有来过中国，但经常接团他知道上海，我们留下通讯地址，诚挚地邀请老高来上海。在欧洲，我们没有吃到能与上海比肩的中餐，如果老高来了，我们能请他到外滩去喝不亚于慕尼黑的德国现酿鲜啤。回来的飞机上，我们又发现，对老高和导游蓓蕾，我们都忘了表示，一点小费都没给。想起老高送我们去希腊，在机场依旧帮我们把一件件行李搬下来，握手、致意，我们更难忘老高，期待着他能到上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