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律师与老上海社会一样，五花八门，其中不乏一批有正义感的律师，他们在上海律师史中留有光辉的一页。

　　他们的正义感表现为愿为劳苦工人讨回公道。老上海是个工业化的城市，工人阶级的集中地，工人的数量不少，但他们的地位却很低，是一个被压迫和剥削的劳苦群体。当他们遇难而需要得到法律帮助时，就有律师挺身而出，为他们讨回公道。1933年史良律师为艾芜和其他6位工人进行的成功辩护就是其中一例。艾芜是“左联”作家，在曹家渡一家丝绸厂与他的工人通讯员们商量事宜时，被特务抓获，同时被捕的还有6位工人，起诉的罪名是“危害民国罪”。史良担任了他们的辩护人，成功的辩护使他们出狱。艾芜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道，因为有史良的出色辩护，“结果我和六个工人都得到了自由。”

　　他们的正义感还表现为敢为爱国人士维护合法权益。1936年居住在上海的爱国人士“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等七人，因所谓的“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等罪名而遭到逮捕。上海的著名律师张志让、陈霆锐和俞钟骆等担任了他们的辩护人。这些律师深明大义，以抗日爱国有功来驳斥国民政府的“爱国有罪”，并同时揭露了政府当局捏造事实、陷害爱国人士的险恶用心，辩护同样十分成功，再加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了爱国的“七君子”，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他们的正义感同样表现为挺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伸张正义。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许多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3年3月，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王其良被国民政府捕获并叛变投敌，陈赓同志因此而在上海被捕。消息传出，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开展营救工作。他们先与宋庆龄先生联系，还委托她聘请律师参与营救。宋庆龄认为吴凯声是合适的人选。他虽是国民党党员，出任过外交官，但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赞成蒋介石的打内战政策，而且在1928年时还曾为共产党员陈延年作辩护律师。吴凯声律师在法庭上把公诉人甘镜先驳得体无完肤，两个小时后不得不休庭。在富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下，陈赓同志终于脱险，于同年秋到达了中央根据地。1955年初当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还说：“30年代初期，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叫吴凯声。他身为国民党员，却能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维护正义，为共产党员辩护。”

　　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是老上海律师的杰出代表，正义的象征。他们与历史潮流同步，与人民同行，精神可嘉，今天仍值得我们怀念。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