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弱点，屈指不可数也，但是“避讳”二字，却是肯定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将他们的“负面”真事隐去，又将他们的走麦城一笔抹煞。

　　比如拜读一篇纪念梁漱溟先生的名作，说梁先生“一生磊落，宁折不弯”，论老人“刚直不阿，仗义执言”。那么如何的“仗义执言”、怎样的“宁折不弯”呢？一是说1946年的“李闻事件”，先生置生死于度外，拍案而呼“取消特务”；二是说1974年的“批林批孔”，先生昂然独立，以匹夫之志为刘少奇辩护……

　　于是人们就奇怪了，从1946年到1974年这28年间，梁先生是不是三缄其口，一句也没有“仗义执言”呢？不是的，最著名的一次，是五十年代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同志的辩论，先生认定真理，直议廷争。对于梁先生的“一生”，这是最“磊落”的一次，对于梁先生的“刚直”，这是最“不阿”的一会，竟被一笔“讳”去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牵涉到伟人，所以便不能“直言”，也不便“直书”，叫做“为尊者讳”。这是一种“避讳”。

　　然而还有一种“避讳”，却不是隐尊者之讳，而是溢贤者之美。例如将伟人这一个发展阶段说的话，按到那一个历史关头去，以说明尊者的“先知先觉”，似乎不这样“提前”，就显不出伟人的大智；又例如将集体的创造，放在贤者一人账上，以证明他的“力挽狂澜”，似乎不这样“浓缩”，就看不出伟人之伟大。

　　比如拉开中国改革大幕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都知道小平同志在其中居功甚伟。但是据我看到的不少“史说”，多说小平同志在“风未起苹末之时，就一眼看清了改革的方向”；论小平同志在群众还未“将革命闹起来”时，就“站在时代的潮头，引发了农村改革的巨浪”，这就令人诧异了。

　　关于这件事儿，我们最近在《北京日报》看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路过来人杜润生老人的回忆，才知道在1979年的中央会议上，由于多数的反对意见，“小平同志并未当场就此表态”，只是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才好”。到了1980年4月，小平同志才正式表态，“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说小平同志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支持包产到户，一点也无损于小平同志的伟大。小平同志为什么到1980年才拍板？因为他要“看一看”！小平同志不是先知先觉的“先验论”者，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群众的创新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规律；小平同志从来深思熟虑，他的开明大气，恰恰在于他“不争论，允许看，但要坚决试”的宽广胸襟。小平同志不可能在农民还没创造出“包产到户”时，就“一眼看清方向”，也不可能在群众还没有实践时，就来“引发改革大潮”。小平同志要“看一看”，要说服多数人，他的“到1980年才正式表态”，恰恰十分符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规律，十分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也十分符合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有什么必要，去搞另一种“避讳”，去“好心”地拔高尊者和贤者，结果将伟人几乎要送到神坛之上呢？

　　避讳总是不对的。不论哪一种“避讳”，都不是对历史、对事实负责的态度。“避讳”又多出于好心，而这种种“好心”，终于是要坏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