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上海惊人的相似：都是海港城市，都是商业都市，都是金融城市，都是人口密集城市，大多数居民都属工薪阶层（即非资本家），但两地的工薪阶层却有些不同。

　　香港三分之一租赁公寓，三分之一租赁政府廉租房，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拥有私宅，也就是说，香港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没有产权房，他们肯定是工薪阶层。上海则相反，上海户口的工薪阶层几乎都拥有自己的私房，其中包括政府等于白送的“售后公房”，还有一定比例的工薪阶层拥有两套以上房子，在香港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奢侈。

　　对大城市居民而言，房产是最大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的工薪阶层是“无产者”，上海的工薪阶层是“有产者”。

　　在香港，难见乞讨者，即使乞讨，也非香港本地人。香港社会的价值观依然如故：勤奋、自立。香港菜场里可以看见七十多岁的阿婆仍然在卖葱姜，香港也有救济金，但很多人不去领，宁愿到街上去拖“纸皮”——回收垃圾。香港人坚信：趁做得动的时候拼命做，到做不动的时候不求人。

　　对待职业，香港人没有贵贱之分，餐饮业的服务员大都是四十左右的壮年男子，穿着黑西装，走前跑后招呼客人，不时地前来问讯。在上海，这个行当都是外地女孩，上海人嫌它低档。我在铜锣湾的太湖酒家，宴请在那里读书的同学儿子。我请侍者代我点菜，吃到一半，我又补点了一个清蒸鱼，侍者马上跑过来，询问是否他点的菜不合口味？好像客人不如意是自己的过失，这就叫责任、敢担当。我说干炸的鱼口味很好，但我更习惯带汤汁的鱼。“噢。”他才如释重负。在上海，服务员只是端菜的，不是服务的，哪管你喜欢不喜欢。在上海人嘴里，挂着一句话：“对得起这份工资。”还有一句话：“不做饿死，做做气死。”前者是敷衍，后者是厌恶。所以，低保出台后，某些上海人不再上班，呆在家里搓麻将，四十几岁的女人在公园跳舞。在香港，这个年龄的女人不可能闲着，否则要被左邻右舍讥笑。上海人喜欢上海女人做保姆，因为生活习性相同，知根知底放心，如果是月嫂，工资在三千五左右。“做娘姨？有空！”上海女人宁愿在家拿五六百左右的低保。在上海，上海籍阿姨是稀缺资源。

　　上海的工薪阶层好像开始轻视劳动了，因此拼命“压迫”孩子读书考大学，毕业了，进大公司，坐写字楼，戴领带，喝咖啡，风不吹，雨不淋，日不晒。“不要像你爹娘无文凭、无出息、吃苦头。”千方百计要摆脱体力劳动。许多次学生的理想职业调查，第一做老板、经理、厂长，也有当医生、律师，再次当科学家、教师的，就是没有做工人的。20世纪90年代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段子：“好男当老板，好女不上班，戆男戆女翻三班。”今天翻三班的已经是外地农民工，但麻将室里“上夜班”的多是上海人。有些劳动者的武功已经废掉了。

　　现在上海，每家每户要求孩子读大学，哪怕“砸锅卖铁”，根本不讲投资回报率，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这些年来，膨胀最快的是大学，萎缩最大的是工厂，结果供大于求，博士做本科的事，杀鸡操牛刀，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极大的浪费。在香港，本科毕业了，绝大多数都去工作。尽快减轻家庭负担是香港工薪子女的共识，没有什么考研大军。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工作也是学习。”这是香港人的共识；“工作就是消耗。”这是上海人的偏见。  

　　有位记者到厂里采访船王包玉刚，走过车间，问穿着吊带蓝布工装的姑娘：“包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姑娘指给他看，采访结束时，记者忽然想起包玉刚有个女儿刚从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回来，想见见，原来就是那个穿工装的姑娘。

　　在香港人眼里，劳动光荣。

　　我欣赏香港人的“保守”，因为“保守”，才守住中华民族勤劳的传统，香港人的口头禅：“手停口停”；确信：勤劳、自立，做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