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某日，何某买了机票从外地返回上海，因为飞机故障，在转换乘机过程中，他和机场警方发生冲突,被警方以“强行登、占航空器”为由，处以治安拘留15 天。何某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

　　单就案情而言，何某登占航空器的行为，事实清楚，机场公安对何某强行登占航空器的认定也没有错，但行政诉讼的结果却是二审法院撤销一审的判决！

　　何某能够胜诉，是因为机场警方的查处程序存在着瑕疵。行政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案件，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须对整个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也就是说除对何某是否强行登占航空器的违法事实要进行调查外，法院必须审查：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查处的程序是否合法，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准确等等。也就是说，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也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那么，机场警方的查处行为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首先，机场公安人员取证行为明显存在不规范现象。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而本案机场警方向法庭提供的调查笔录，都是证人单独写就，所用的纸张都是统一的。问题也就来了，这些证词是应哪个执法人员的要求书写的？是一个执法人员所为还是两个执法人员所为？或者根本不是执法人员所为？不清不楚，何以为证？

　　其次，行政处罚行为必须是规范的行为，不规范就是违法，违法就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机场公安对何某的处罚是行政拘留15天，我们知道对违法行为人处以治安拘留是行政处罚中最重的处罚，15天的行政拘留，又是拘留中最长的期限。也就是说，机场公安给予何某的是行政处罚中最重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中有“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的规定。既然较重的处罚也须经集体讨论决定，举轻以明重，那么这一处罚也必须经集体讨论决定才能生效。但机场公安向法院提交的案件材料中并没有集体讨论的记载，这一程序也是错误的。

　　此外，本案中另一处错误在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制作。机场警方对何某的处罚竟是一份没有编号的、填写式的格式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规定，这种处罚决定书只能适用于50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于简易程序。而拘留15天作为行政处罚中最重的处罚，按行政处罚法应适用一般程序。原本用于简易程序的处罚决定书被用在了一般程序中，机场警方可谓失策。

　　基于种种程序上的错误，二审人民法院最终裁定：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本案中何某未必是清白无辜的，但法官更注重行政机关程序上的瑕疵。实体的正义固然重要，但是没有正义的程序保障，何来实体正义？

　　程序合法方能保障权力不被滥用，正义的程序才能带来实体的正义。（江宪律师：上海市首届“东方大律师”称号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