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20日9时，河南省周口市市民李胜利，与当地法院书记员的姐姐发生争执后，被6名民警押进派出所殴打致昏迷，之后又被民警从3楼抛下，坠楼身亡。

　　2005年10月4日下午，北京市民晏教授夫妇和其14岁的女儿乘坐公交车回家，在车上与售票员发生争执后，售票员朱玉琴掐住女孩脖子，致其口吐白沫，同车其他司乘人员作壁上观，最后女孩被掐致死。

　　最近，这两起惊人命案几乎同时有了法院的终审判决。河南案子中的三名主犯因故意杀人罪被处刑罚：派出所民警李立田被判处死刑，区法院书记员吕留生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派出所原副所长冷飞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民事赔偿方面，法院只支持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种经济损失4.89万元，对于家属提出的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不予支持。北京的案子，去年5月朱玉琴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缓，目前正在监狱服刑。刑事案件终结后，死者家属以朱玉琴和巴士公司为共同被告，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现在，二审法院改判了一审判决的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将数额提升到了30万元，这也是国内迄今最高的一笔精神赔偿金，加上其余赔偿45万元，女孩家属共获赔75万元。

　　相隔一年发生的人命惨案，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判决，依据的又是同样的法律，为什么两起案件的民事赔偿数额有如此大的悬殊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小女孩被掐死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这既损害了首都窗口行业的形象，更极大地影响了首都的形象，性质恶劣，意义重大，需要对犯罪者、相关人员和单位严厉处罚，挽回负面影响。但是，李胜利死在河南周口市的派出所里，人远地偏动静小，据报道，李胜利家属费尽周折，不断上访，此案惊动中央领导后，才有了现在对凶手的惩处。

　　其次，根据法院判定，北京公交车上另外两名司乘人员见死不救，属于职务行为，公交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所以，75万元的巨额赔偿主要是由公交公司来承担。但是，河南周口的案子，派出所其他参与殴打李胜利的民警，他们的行为算不算职务行为呢？派出所或者公安局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从法院的判决来看，没有提到。为什么没有提到？也许是被害人家属想提不敢提，也许将公交公司列为被告，比将公安局列为被告要容易些吧。

　　最后，涉及一个深层次的法律问题。河南周口的案子，死者家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了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依据我国《刑法》《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只限制在物质损害部分，对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一律不受理。可见，河南法院不支持李胜利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我国民事侵权方面的司法解释却对精神损害赔偿有明确的范围，各地法院也有相应的赔偿标准。北京的案子，死者家属避开了刑事案件的影响，侧重民事赔偿另案起诉公交公司是明智之举。另外，法院依据宪法精神，面对法律局限，大胆突破，作出人性化的判决更是关键的关键。北京法院的人性化判决使人们感受到了法律的温暖。

　　综上原因，相似的命案，被害人家属得到完全不同的赔偿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