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德意志民族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人文素质的欠缺怂恿了法西斯爬上政坛的话，“二战”之前德国民主法治的严重滞后则又为希特勒的粉墨登场大开方便之门。

　　根据俾斯麦1871年4月公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德国的政治体制特点是：皇帝控制宰相，宰相控制议会上院联邦议会，上院联邦议会控制下院帝国议会，只有皇帝、宰相制约议会而没有议会制约皇帝、宰相。这是一种半民主半封建的奇特政体。

　　接下来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俾斯麦宪法的专制主义成分。具体表现是宪法第48条规定了总统享有“独裁权”，即：他可以借口“公共秩序和安宁”需要，颁布紧急命令，动用武力停止宪法规定的公民所有的基本权利，解散国会，随意任免总理。因此，本应由议会中席位过半的政党来组成政府内阁的“议会内阁制”，就极容易转变成由总统任命总理组成内阁的“总统内阁制”，本应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却变成只对总统负责的内阁。希特勒就是通过政治体制的这一缺陷当上总理的。

　　在1932年7月的国会大选中，纳粹党虽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席位在国会中并未超过半数，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必须的多数。可由于有宪法第48条关于 “总统内阁制”的规定，兴登堡就得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走向专制主义的通道没有堵死，能够防范希特勒野心膨胀的各项制度又由于有关执法人员的渎职而一一失灵。

　　希特勒原来是奥地利人。从1913年8月开始，奥地利林茨的警察就希特勒没有依法登记服兵役而进行调查。法律规定，不服兵役而离开奥地利的人则会被当作逃兵处以监禁。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希特勒由奥地利到了德国的慕尼黑。希特勒深知情况不妙，他写了长达三页半的信，承认自己1909年秋天未曾登记服兵役是错误的，但在1910年2月已知错改错，向维也纳警察局进行了登记，之后没有收到警察局的任何消息。最后，法庭没有核实希特勒所言的真伪，就不再对他罚款或监禁。假若这次希特勒被奥地利林茨法庭判处监禁，他或许从此就很难再到德国。

　　希特勒喜欢通过对政府的挑衅来提高自己的公众知名度。1922年1月他因发表煽动暴动的演讲，被以妨害公共治安的罪名判处入狱一个月，缓刑两个月。人们都认为这样的量刑过轻，原因是主审法官奈徳哈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带领一些纳粹党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举行暴动，宣布“全国革命开始”。这次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按照德国刑法，希特勒应按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但令人深感意外的是法庭的判决非常之轻：仅判入狱五年（服刑6个月即可提出假释）和罚款200马克。法庭拒绝了公诉人提出的按照《共和国保护法》规定将希特勒驱逐到奥地利的诉求。

　　判决为什么如此之轻？因为在1922年希特勒受审时遇到的法官与希特勒“啤酒馆政变”一案的主审法官，竟是同一个人！即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奈徳哈特。

　　判决书规定的不得假释的六个月过后，兰茨贝格监狱长写了一份请求假释希特勒的证词，说他“是一个遵守纪律、安心服刑的人”。证词遭到了慕尼黑警方和检察长的有力反驳。因为希特勒在狱中策划了反对议会的计划活动，并违反规定，九次偷送信件。

　　但法院执意要假释希特勒。巴伐利亚州政府知道希特勒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想在法院假释之后将希特勒遣返奥地利。奥地利当局起初也答应接受，承认希特勒的奥地利公民身份。但在具体办理遣返手续中，巴伐利亚州政府拖拖拉拉，几个月过去之后，奥地利当局变卦了，不愿迎回希特勒这个“瘟神”。

　　如果法官能够秉持司法公正理念，依法判处希特勒无期徒刑，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即会结束；如果法官能够接受警方和检察官的反对假释希特勒的意见，让希特勒在狱中足足呆够五年，那么这五年期间纳粹运动群魔无首，就有可能一蹶不振；如果巴伐利亚州的政府部门办事富有效率的话，那么希特勒就有可能被遣返到奥地利，德意志人民或许就会躲过一场噩梦。

　　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假设，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巨人、政治跛子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