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著名企业家王石发表了一个见解：“这是中国人权建设的一大进步。在这方面，分税制、《物权法》和新《劳动合同法》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里程碑。”

　　表面看来，1994年的分税制是一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来源。事实上，分税制改革还隐含一个重要的思想：它承认国家和地方各有利益，默认了在一个目标之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可能不一致。打开了这道门缝，我们才可能讨论公司的利益，乃至个人的利益。

　　分税制的实施，大大增强了中央的税收能力。税收权力的分散，可以说是中央权力下放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步。中央权力的下放，更加有利于激发底层的活力，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道理。

　　随着中央税收能力的增强，政府宏观调控与转移支付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此时，改革的成果，除了受到政策倾斜的沿海地区之外，更多的内陆地区的人也能分享到。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远景，变得更加让多数人按捺不住憧憬。

　　《物权法》的通过，一般被视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十三条中“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条文的具体化。它的出台也证明了，社会的演进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更多的是螺旋形的。《物权法》从开始起草到最后施行用去14年时间。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胡锦涛签署国家主席令，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通俗意义上，《物权法》即是一部界定财产的归属和支配权利的法律，私有财产取得了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其中最受老百姓关注的当然还是房产，“风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终于在中国成为可能。

　　但《物权法》只是一部框架性的法律，它的面世只是我们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最近国内某些高校“大一新生不许使用电脑”的规定，就是作为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高校管理人员物权法意识缺乏的写照（对于租赁房，其业主也拥有对其的物权，即学生享有“主权”，未经允许校方不得随便检查）。让民众的《物权法》意识从入耳到入心，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部法律深有启蒙作用。

　　而明年1月1日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实际上宣告了人权不仅仅是温饱，它还包括更广阔的内涵：安全、合理保障，以及劳动者的尊严。谈判桌上弱势的员工一方，从前必须参与肉搏式的市场博弈，现在多了一种保护，得以坚持基本的尊严。

　　在承认个体的利益、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之后，新《劳动合同法》所做的事是承认个体的尊严和意义——人权的内涵通过这些建制立法，逐渐完整起来。从分税制、《物权法》到新《劳动合同法》，从中可以看到改革的必然趋势。今天的中国，在走近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生”、“民权”理想。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出路时，曾经留下这么一段话：“一个国家经济之发展，国家与政府消极地不加阻拦不算，还要积极地参与赞助，因为商业上的财富，着重流通，经常赊欠放债。一方面借，另一方面就投资，在这进出之间合同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民法一定要规划得详尽，个人的权利义务一定也要大家都有共识，简单明了。”（《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将税收制度、民法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三者的关联，用一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串联起来了。社会的演变趋势，恰好遵循黄仁宇早早描绘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