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城里书房绿叶居去往农村书房温榆斋，到了温榆斋门口才发现忘带开门钥匙，只好再返回城里。轮换在两处书房里活动，已有8年之久，忘带开门钥匙却是头一遭。难道我已成了一个“恍惚的人”？

　　《恍惚的人》是一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是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这本小说在“文革”后期作为“内部参考读物”在中国翻译出版，粉碎“四人帮”后正式发行，被当时如饥似渴地扑向外国文学的读者们飞快购尽，加印几次。我那时读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冷静的写实功力，有一个细节，写冬日老人来不及入厕失禁，在廊檐下往雪地里尿出一串“冒号”。说它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老人的冷漠，当然是一种解读，但作者其实是透过老人题材，写人性，探讨生老病死这一永恒的主题。花无百日红，人有衰老时，未老者如何对待老者？老者如何面对自己？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课题。“恍惚的人”需要在夕阳箫鼓里有尊严地默默燃尽生命最后的光焰。

　　1981年，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赴日访问，在东京见到了《恍惚的人》的作者有吉佐和子，她是一个带男相的妇人，而且做派也很有点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气概，她和我们代表团长杜宣是老相识，知道杜宣在“文革”中吃了苦头，见杜宣那天腕上无手表，当即抹下自己腕上的一块高档手表，让杜宣戴上。她说话直来直去，听说《恍惚的人》中译本印数已达10万册，我们本来以为她会高兴，没想到她板起脸问：“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竟然生起气来。从那一天起，我算知道了他们那边的文化和我们这边文化的一大不同，就是雅文化（包括纯文学）和俗文化（包括畅销书）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虽然二者也有交汇融合的部分，好比两个各有圆心的大圆边缘互割，形成一处暧昧的“叶子瓣”区域，但两个大圆那“叶子瓣”区域外的广大部分，是互不相干的。有吉佐和子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她写的书拥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出版她的书的机构绝不会亏本，她当然也能获得不菲的版税，过有尊严的小康生活，但她不是畅销书作家，一听说把她的书印得那么多，她本能地觉得不对头，认为是给她错定了位，有违她的美学追求。当然我们赶忙跟她解释，中国读者基数大，10万册的印数其实并不算很多。这已经是26年前的事了。日本文化方面大体是量的增加大于整体结构的变化，而我们这边的变化，可真大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是瞠目结舌，不仅是量在激增，结构性的改变与不断的转型，更惹人注目。

　　有吉佐和子和杜宣已经相继过世。他们都值得我忆念。跟他们接触不多，但觉得他们都是始终没有恍惚的人。所谓没有恍惚，指的既是生理上没有痴呆，更是心智上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人到老年，生理上的病变导致恍惚，以至痴呆，有时候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之诡。生理上的种种退化是可以通过积极预防和锻炼来减缓的，而心理上的疾患更是能够以清醒的自我定位来加以排除的。我对自己说，偶尔忘带钥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倘若经常地忘记自己的位置斤两，浮躁抑郁起来，那可真是自我催命了。

　　这两年，很偶然地到《百家讲坛》录制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又连续出了四本相关的书，反响强烈，书也畅销，但我自己很清醒，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需要本本书都畅销，我自己看重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和特殊文本的《树与林同在》《私人照相簿》这两年都重印了，数量都不大，引不起争论，吸引不了多少眼球，我现在就是一个爱画风景写生画自娱的退休金领取者。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每天晚报到手，必要翻到有找不同漫画的那一版，无论是有八处还是九处不同，我总能一一找全。我很快乐。在仔细看图的过程里，相同处令我想到人己相通，而不同处激励我保持个性。全与人同不是好的人生。有几处与众不同之处，并能把自己的独特见解奉献出来供大家参考，才不枉在世一场。我也许还会再有忘带门钥匙的失误，但我不会有失却自我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