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篇载：子贡问孔子，“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公冶长篇载：“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微子篇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以上是《论语》中关于伯夷、叔齐的三章文字，拙文曾对后两章作过简单讲解。孔子高度评价伯夷、叔齐，明确说他俩是“古之贤人”。那么，伯夷、叔齐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俩贤在何处？或者说，“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吕氏春秋·诚廉》《史记·伯夷列传》等古籍载，殷商时期东北方有一个小国，叫孤竹国（今河北东北部滦县、令支县一带），其国君有三个儿子：长子伯夷、二子（有学者说叫仲辽）、三子叔齐。孤竹君临终，传位给叔齐。叔齐讲长幼人伦，要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谨遵父命，不肯接受，并且躲到渤海边隐居。叔齐见状，也追随伯夷而去。于是，国人立仲辽为君。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即周文王）善待老人，决定前往投奔。没想到，抵达周地，文王已逝，正赶上周武王兴兵伐纣。伯夷、叔齐拉住马缰绳责问武王：父死不葬，反而大动干戈，这难道是孝吗？以臣弑君，这难道是仁吗？武王左右想杀掉伯夷、叔齐，这时旁边的姜太公说“此义人也”，叫人扶着他俩走开了。待武王克商，一统天下，伯夷、叔齐以为耻辱，决心不吃周朝的粮食。二人隐居首阳山（诸书记载有五处，《辞海》采纳一处：今山西南部永济附近），以野菜为食，最后饿死。

　　自孔子始，后世屡屡称颂伯夷，其中尤以孟子为最。《孟子》一书，不厌其繁，有许多溢美之辞：“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万章下》），“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公孙丑上》）；并且比孔子说“古之贤人也”走得更远，把伯夷的地位拔到最高档次，“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尽心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万章下》）。

　　然而，同一件历史事实，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不同思想、不同心情的人看来，是不一样的，因而会有不同的结论。孔子说伯夷“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可司马迁不大同意：“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后引伯夷轶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并据此发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司马迁从伯夷诗中读出了伯夷心中的怨，没有附和孔子。由此，后人不难体察到司马迁与伯夷有某种情感上的共鸣，亦感受到司马迁心中隐藏得很深的怨。

　　对伯夷，还有完全相反的评价。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鲜明地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断。明确的阶级评价、政治评价令人耳目一新，独立的道德意义已不存在。

　　读书需善于比较、分析、取舍，关于伯夷就是一个绝佳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