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看山田洋次的随笔集《电影与我》。不知道山田洋次的读者，没关系，知道寅次郎不？就是那许多部《寅次郎的故事》的导演，当然他著名的作品还有《幸福的黄手绢》。他在随笔中写了他青少年时期的事情。

　　在山田洋次上高中时，家境中落，于是自己想办法挣钱继续念书。当时小青年挣钱有两种方式，一是体力活，二是赚黑市钱。青年山田个子不高，搬重物体力不如人，所以选了“二”。

　　黑市钱就是跑单帮，黎明即出发，背着山里特产，翻山越岭，到了海边，卖了山货，再背回海产。如此往复，能赚些钱。常来常往，渐渐有了熟人，即凑巧常在一起跑单帮的，结成一伙，彼此照应。一路颇苦，买最便宜的车票，坐的是闷罐车，还常挤不进车厢，人一半在车里，一半吊在扶手上。长时间这样吊着，人是很疲劳且危险的，往往这时，一个伙伴就说，咱们就好像抓住树枝的猴子，千万抓紧了别掉下树。一听这话，吊着的人又有了气力，并且也不觉是那么苦了。

　　在山田洋次后来编剧拍电影时，总是想起那个同伴，并将他作为寅次郎的原型。而在构思电影里的搞笑镜头时，山田导演总是和两个助手一起，三个人在夜深时为一句台词发笑——自身也快乐投入的作品，即使拙劣，也是真诚的（投入的时候也有苦，那也不能让观众看出来，必须让观众认为是很轻松地被拍出来的），胜过矫揉造作的高深——这是山田洋次的导演宗旨。

　　我很喜欢山田洋次的这一节随笔。同时想起以前见到日本畅销女作家宫部美幸时，问她，将自己的作品归类为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她笑嘻嘻地说，自己也搞不清，但希望是大众文学，希望给每天上下班很劳累的人们，在电车里有一点开心的投入的阅读时间，能被称为大众文学，她感到欣慰和荣耀。

　　前几天，我采访了《西干道》的导演李继贤，这部电影不出名，但很好看，去年东京电影节上得了评审团大奖。我问李导演今后的梦想，他说是拍成功的商业片、娱乐片。他说得很实在：要让人在笑的时候，能感受到什么，那其实是很难的。

　　我写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事情的意思是，娱乐和欢笑，对人是多么重要。我越来越读不进艰深的书籍——我要写下前两天对朋友说并被恭维为精辟的话：深刻的读物只适合于十几二十岁那样为赋新词的年龄，树立世界观、展开思考的年龄，而不是成年人（在象牙塔里专攻者除外）。

　　所有的深沉、无奈、痛楚、矛盾、纠葛，生活都会给我们的，不用从文字里感受。我们渴望从作品里获得的，是欢乐和会心一笑，在笑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希望。追加一句，笑有两种，一种被胳肢着笑，一种发自内心。我说的，当然是后者。哄哄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