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安全抵达汉口

　　1925年因工作需要，党决定父亲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当选为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父亲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生的推荐，担任了武汉公安局局长。

　　1927年汪精卫叛变，国民党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四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党组织通知父亲立即撤退，父亲根据他手里掌握的情况分析，认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未暴露，国民党内部清党一时还清不到他头上来，请求组织同意他继续坚守在岗位上，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为我们的党员发放护照、通行证（当时的军警外出均持护照证明身份），使得许多党员得以及时安全转移和潜伏下来。直到国民党开始清理内部排斥左派时，军阀唐生智派员接收公安局局长职务并预谋将父亲解职后秘密捕杀。父亲得知这一情报后，一方面向中央请示汇报准备撤退，一方面利用还有的权力，布置组织召开规模盛大的“迎新送旧”大会，并特意通知郊区几个县大队持枪荷弹进城参加会议，新任局长一看这阵势未敢轻举妄动。会后父亲在欢送“吴局长荣升”的锣鼓、爆竹声中，在大队人马护送下安然归宅，在家人招待烟茶分发赏钱时，父亲从后门到友谊津(吴家另宅)化装来到江边，与等候在那里的我们母亲戚元德会合。等敌人封江通缉父亲时，他已安全抵达汉口。

　　这里插说一下我的母亲。母亲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本姓章，生身父母遭恶人陷害生死不明，襁褓中为戚氏姑父母收养。养父绍光是清末秀才，为人豪爽、思想开明，家境虽贫寒但视我母亲为亲生，竭力给予她良好的启蒙和教育。母亲于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随爸爸从事地下党、秘密情报、秘密交通工作，红军时代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六军团保卫局支部书记。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原、中南局妇委书记、全国妇代会执委、全总党组成员、女工部部长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不少人意志消沉，登报声明脱党、退党，甚至背叛革命。但父亲这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在国民党已取得的高官厚禄，抛弃了家庭的荣华富贵、万贯家财，冒着被通缉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正如王震回忆时讲的，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是逼上梁山的，而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 

　　1927年底，父亲调江西省委先后任赣西南、赣北地区特委书记，领导该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发动工作。后江西省委（在南昌）被敌人破坏，波及九江等地，他当机立断转移安顿机关和同志，携同快临产的母亲弃家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他到上海后，又遇到河南省党组织被叛徒出卖，遭到全面破坏，国民党军、警、特、宪云集开封，大批同志遭到捕杀，中央又紧急决定，立即派父亲去河南任军委书记，消灭叛徒，重建组织。因工作需要母亲抱着未满月的爱生同行，双脚肿得只能穿很大一双男鞋。父亲到开封通过其堂弟关系站住脚，组织了特科及打狗队，消灭叛徒，打击了特务的嚣张气焰，使党组织很快恢复。

　　1929年初，他在上海任中央交通局长期间，担负着传递党的各级组织和地区之间互相往来的秘密文件、情报，输送党的干部、物资、经费以及国内国际联系等重要、特殊任务的组织领导工作，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又紧急投入应变，安排转移、营救同志，与叛徒特务做了坚决有效的斗争。

　　父亲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开展工作来达到目的，如在上海他还交结了一批地痞流氓、青洪帮头目，利用他们为党做了不少事。有时某个同志在上海丢了东西，不出几天就可以找回。在西安时他利用朱家骅和二陈（陈立夫和陈果夫）争权夺利的矛盾，趁乱将一批我们的同志打入特务要害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