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长着一双大眼睛，但近视，随着岁数日增，老说自己视力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她说，她父母视力均好，也不存在什么遗传基因问题，可她的兄弟姐妹大多近视。我讲，这可能与小时候的营养及家庭环境有关，她觉得有道理。

　　太太生长在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房子里，那时，一个门堂子里楼上楼下住个两三户、四五户人家的情况不鲜见，烧的是煤炉，用的是马桶，电表水表所有住户共用一只，每月抄表时，按每家每户的人头或灯头分摊水电费，于是，每家就有“监督员”冒出来——因为人头数是动态的：喏，张家二儿子住读，周末或节假日要回家，这水电消费当然要算上一份；李家大女儿从外地回来探亲，住了20天，能不算上她的人头费吗？王家男主人去外地出了15天差，这钱又该不该扣掉一半呢？

　　如此，每月计算各家的水电费倒是件不大不小的事，轮到哪家算、哪家收，先调查核实灯头、人头情况，再逐家分摊，列出明细账目贴在石库门的大门内侧“公示”，当然，其间免不了有哪家跳出来“申辩”的。

　　宁波阿娘是这个门堂子里最年长、也是最严厉的“监督员”，她还下了一道“命令”，每家房间里点的灯泡不能超过15支光（瓦），违者就要多摊钱。于是，就有了像我太太家这样——兄弟姐妹好几个人晚上只能围坐在高悬的15支光昏暗灯光下看书、做功课的结局，久而久之，这视力不坏才怪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绝大多数上海市民只能过着这样一种朴素节俭、不能有半点奢侈的平民生活。看着孩子们视力下降，最心疼焦急的莫非是他们的父母。于是，酝酿了好长一段时间，收紧手头攒了一点钱，我的岳父母终于咬咬牙下了决心：把分别装一只小火（电）表、小水表列为“一号工程”，让自己家里的灯泡亮一点，也好摆脱每月分摊、计算水电费的烦恼。

　　于是，同住一个门堂子的住户分装小火表、小水表，成了当时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小小的后天井，两只水斗上方架着四五只水龙头，安装着四五只小水表，多个心眼的住户还用空罐头自制锁具锁住了水龙头，生怕别人“揩油”。客堂边墙的上方，也陆陆续续安上了一只只小火表，一根根电线拉得杂乱无章。

　　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恐怕都记忆犹新，那时候，上海老旧住宅的居民互相效仿，分装小火表、小水表形成一股风。每家每户用电用水各用各的，直接抄表付费，省却了不少纠纷和是非，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看书学习再也不必忍受昏暗灯光的折磨。逐渐地，煤炉又被液化气钢瓶替代，老百姓的日子一点点过得舒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