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德”的演变 ——漫谈《世说新语·贤媛》篇 邓婉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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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被鲁迅称作“名士底教科书”,书中专设一门“贤媛”,道德评判的意味不言而喻,大概也算得上“名媛的教科书”了。然而,较之汉代的理论专著《女诫》,以及个案丰富的《列女传》,某些标准已经转变。今人谈起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桎梏,三从四德是诛伐的重点,其实不同时代,人们对“四德”的解读也有所不同,从《贤媛》中一则小故事,便可窥出一二。 故事里许允娶了阮家的女儿,奇丑,丑到拜完堂新郎连洞房也不愿进。后有客人来劝,说阮家会嫁丑女儿给你自然有其道理。许允回去,“既见妇,即欲出”,新妇也知道这一去是谁也劝不回了,便“捉裾停之”。许允于是发难,问“妇有四德,卿有其几?”阮家女倒也诚恳,“新妇所乏唯容尔。”但随即反诘“士有百行,君有几?”趁对方自得之际,扣上一顶“好色不好德”的帽子,许允惭愧,遂相敬重。 四德一说,首见《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工。”郑玄作注曰:“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娩,功谓丝枲。”班昭解释得更为具体,“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如果没有郑玄的注解和班昭的阐释,想来很多人会把妇容和美色联系起来。婉,顺也,婉娩即柔顺,班昭将其具体到“服饰鲜洁”、“身不垢辱”,和郑注略有出入,但直言不必美丽,还是领会了精神的。大概美色容易使人沉溺,《列女传·孽嬖传》所载的妹喜、夏姬之辈,都是美于色而薄于德,祸及亡国;《辩通传》中的钟离春、宿瘤女诸人,貌丑而德盛,却“名声光荣”。 许允问其妻四德有几,自是针对她的貌丑,许妇也承认“所乏唯容”,虽然文中主题仍是儒家推崇的“贤贤易色”,这种双方的默契却可看出时人对“妇容”的理解,已经从“不必美丽”转变为美丽为上。 汉末以来战乱频仍,礼乐废弛,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对美的自然向往被唤醒,并报以更多关注。渡江以后,在江南秀山丽水的熏染下,人们的审美意识由自发到自觉,山水之美,人情之美,声律之美,风物之美,一时“声色大开”,伴随而来的,便是“文学的自觉”。 对容貌美的追捧与关注,还可见于《世说》其他篇章。诸如醉眠美妇之侧的阮籍,观者如堵墙的美少年卫玠,被妇人连手萦之的潘岳等等。封建礼教一直强调男女之大防,此时却不再严苛如前,其他压制人性的道德桎梏,亦出现松动。通观《世说》,不难发现四德中的另外三个标准,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郑玄注妇德为贞顺,《列女传·贞顺传》中所列十五则故事,有一半以上是彰扬女子不再嫁的。其实在汉代,社会对女子再嫁的态度尚算宽容,贵族女性再嫁者也很多。但当时的舆论导向还是提倡女子守节,汉宣帝就曾下诏“赐赏贞妇顺女以帛”。 《假谲》中也有女子再嫁的记载:庾氏寡,誓不再嫁,被家人使诈嫁给了江虨,久哭不从,江虨也不相逼,察言观色,假装做梦受惊来试探,庾氏呼婢唤之。江虨便道“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守节思想的影响,但面对继夫的小小诈术,妇人并非恪守礼节不为所动,而是表示出关心,最终改变主意。对女子的再嫁,作者没有置评,但“情义遂笃”四字,已是一种肯定。《伤逝》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可视为补充,对儿媳的再嫁,庾亮的态度是如此当然“贤女尚少,故其宜也”。当时社会风气的开化,也可见一斑。 已婚的女子可以再嫁,未婚的女子也就有权去追求自己的感情,《惑溺》中记载了贾充之女和韩寿的私情,未婚私通,本为礼法不容,但奸情败露后,贾充竟以女妻寿,促成这段姻缘。干宝《晋记总论》言当时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正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情之所钟,情之使然,所以才有了六朝乐府中那些对爱情大胆而率真的表露。 郑玄注妇言为辞令,难免模糊,班昭则给了明确的规定,不须能言善辩,只要措词得体,不道恶语。何谓得体?《列女传·辩通传》中所记,大概都可算典范。管仲妾解惑,弓工妻说公,皆引经据典、委婉设辞,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缇萦救父,寥寥数句使父亲免于肉刑,真正打动天子的,恐怕不是辩才,而是胆色和孝行。 《世说·贤媛》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庾玉台因牵连谋逆要被杀,儿媳光着脚去向伯父桓温求情,门官不许进,便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 魏晋时代,各利益集团争斗激烈,士族往往牵连其中,无端惹来杀身乃至灭门之祸,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下,庾氏的理由其实很苍白,态度更是无礼,居然直呼公公名讳,所幸桓温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没有责备,还赦免了其夫婿一门。徒跣是为不庄,犯讳是为不敬,既无妇容,亦无妇德,却被收在《贤媛》之中,可见汉儒们加在女子身上的种种道德枷锁,到这时已宽松许多。话说回头,面对这种情况,若是再谨守四德,柔顺以对,恐怕连是其门也不得入的。 至于谢道韫那句有名的恨语“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显然也不合班昭“择词而说”,不厌于人的“妇言”之道,率性而出,却是感情的真实流露,所以编者亦不以为忤,依然归之于“贤媛”。 后世所说女工往往包括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当时却似乎特指纺绩。《礼记·内则》言女子“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纺绩很大程度是为了供持家用,对家境富足的上层妇女来说,其实是用不到的。《列女传》中的女子在守节时多是纺绩度日,带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而《世说》中,几乎看不到此意象的出现,准确地说,在述及贤德女子事迹的《贤媛》中,除了那个著名的陶母剪发待宾的故事,几乎看不到其他关于妇工的描写。 《晋阳秋》说陶母“纺绩以资给侃”,但陶侃“家酷贫”,此多为生活所迫,不具典型性。干宝《晋纪总论》中的评价,倒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女子,其曰“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既然不用耗时于女工,这些女子便有充分的时间“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畋渔。登高临水,去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抱朴子·外篇·疾谬》)这种热闹的聚会和出游活动,有山有水,有酒有歌,有任情尚性的佳人,想来还有不拘礼法的文人名士,一方面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另一方面也在魏晋风流之后,演绎出六朝旖旎。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现实又是作品滋生的土壤,通过《世说》中几则故事的解读,我们可以窥见魏晋以来礼教的衰落,女性地位的提高,审美意识的发展等,其所带来的,便是文学的自觉,乃至人自身的觉醒。而对“四德”的解读,历经六朝烟云,以至殊为开放的大唐盛世,随着儒学复兴和宋明理学的发展,再次被禁锢在汉儒的道德圈中,甚至变本加厉,与所谓“三从”一起,几乎成为封建礼教的代称。时至近代,胡适先生所云新“四德”,更多是谐谑之作,今时也有人以为女子“四德”并非全是糟粕,或可结合当代再赋新说,其中是非,恐怕要交与时间去评判了。 本文图片: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