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被鲁迅称作“名士底教科书”，书中专设一门“贤媛”，道德评判的意味不言而喻，大概也算得上“名媛的教科书”了。然而，较之汉代的理论专著《女诫》，以及个案丰富的《列女传》，某些标准已经转变。今人谈起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桎梏，三从四德是诛伐的重点，其实不同时代，人们对“四德”的解读也有所不同，从《贤媛》中一则小故事，便可窥出一二。

　　故事里许允娶了阮家的女儿，奇丑，丑到拜完堂新郎连洞房也不愿进。后有客人来劝，说阮家会嫁丑女儿给你自然有其道理。许允回去，“既见妇，即欲出”，新妇也知道这一去是谁也劝不回了，便“捉裾停之”。许允于是发难，问“妇有四德，卿有其几？”阮家女倒也诚恳，“新妇所乏唯容尔。”但随即反诘“士有百行，君有几？”趁对方自得之际，扣上一顶“好色不好德”的帽子，许允惭愧，遂相敬重。

　　四德一说，首见《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工。”郑玄作注曰：“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娩，功谓丝枲。”班昭解释得更为具体，“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如果没有郑玄的注解和班昭的阐释，想来很多人会把妇容和美色联系起来。婉，顺也，婉娩即柔顺，班昭将其具体到“服饰鲜洁”、“身不垢辱”，和郑注略有出入，但直言不必美丽，还是领会了精神的。大概美色容易使人沉溺，《列女传·孽嬖传》所载的妹喜、夏姬之辈，都是美于色而薄于德，祸及亡国；《辩通传》中的钟离春、宿瘤女诸人，貌丑而德盛，却“名声光荣”。

　　许允问其妻四德有几，自是针对她的貌丑，许妇也承认“所乏唯容”，虽然文中主题仍是儒家推崇的“贤贤易色”，这种双方的默契却可看出时人对“妇容”的理解，已经从“不必美丽”转变为美丽为上。

　　汉末以来战乱频仍，礼乐废弛，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对美的自然向往被唤醒，并报以更多关注。渡江以后，在江南秀山丽水的熏染下，人们的审美意识由自发到自觉，山水之美，人情之美，声律之美，风物之美，一时“声色大开”，伴随而来的，便是“文学的自觉”。

　　对容貌美的追捧与关注，还可见于《世说》其他篇章。诸如醉眠美妇之侧的阮籍，观者如堵墙的美少年卫玠，被妇人连手萦之的潘岳等等。封建礼教一直强调男女之大防，此时却不再严苛如前，其他压制人性的道德桎梏，亦出现松动。通观《世说》，不难发现四德中的另外三个标准，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郑玄注妇德为贞顺，《列女传·贞顺传》中所列十五则故事，有一半以上是彰扬女子不再嫁的。其实在汉代，社会对女子再嫁的态度尚算宽容，贵族女性再嫁者也很多。但当时的舆论导向还是提倡女子守节，汉宣帝就曾下诏“赐赏贞妇顺女以帛”。

　　《假谲》中也有女子再嫁的记载：庾氏寡，誓不再嫁，被家人使诈嫁给了江虨，久哭不从，江虨也不相逼，察言观色，假装做梦受惊来试探，庾氏呼婢唤之。江虨便道“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守节思想的影响，但面对继夫的小小诈术，妇人并非恪守礼节不为所动，而是表示出关心，最终改变主意。对女子的再嫁，作者没有置评，但“情义遂笃”四字，已是一种肯定。《伤逝》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可视为补充，对儿媳的再嫁，庾亮的态度是如此当然“贤女尚少，故其宜也”。当时社会风气的开化，也可见一斑。

　　已婚的女子可以再嫁，未婚的女子也就有权去追求自己的感情，《惑溺》中记载了贾充之女和韩寿的私情，未婚私通，本为礼法不容，但奸情败露后，贾充竟以女妻寿，促成这段姻缘。干宝《晋记总论》言当时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正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情之所钟，情之使然，所以才有了六朝乐府中那些对爱情大胆而率真的表露。   

　　郑玄注妇言为辞令，难免模糊，班昭则给了明确的规定，不须能言善辩，只要措词得体，不道恶语。何谓得体？《列女传·辩通传》中所记，大概都可算典范。管仲妾解惑，弓工妻说公，皆引经据典、委婉设辞，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缇萦救父，寥寥数句使父亲免于肉刑，真正打动天子的，恐怕不是辩才，而是胆色和孝行。

　　《世说·贤媛》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庾玉台因牵连谋逆要被杀，儿媳光着脚去向伯父桓温求情，门官不许进，便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

　　魏晋时代，各利益集团争斗激烈，士族往往牵连其中，无端惹来杀身乃至灭门之祸，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下，庾氏的理由其实很苍白，态度更是无礼，居然直呼公公名讳，所幸桓温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没有责备，还赦免了其夫婿一门。徒跣是为不庄，犯讳是为不敬，既无妇容，亦无妇德，却被收在《贤媛》之中，可见汉儒们加在女子身上的种种道德枷锁，到这时已宽松许多。话说回头，面对这种情况，若是再谨守四德，柔顺以对，恐怕连是其门也不得入的。

　　至于谢道韫那句有名的恨语“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显然也不合班昭“择词而说”，不厌于人的“妇言”之道，率性而出，却是感情的真实流露，所以编者亦不以为忤，依然归之于“贤媛”。

　　后世所说女工往往包括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当时却似乎特指纺绩。《礼记·内则》言女子“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纺绩很大程度是为了供持家用，对家境富足的上层妇女来说，其实是用不到的。《列女传》中的女子在守节时多是纺绩度日，带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而《世说》中，几乎看不到此意象的出现，准确地说，在述及贤德女子事迹的《贤媛》中，除了那个著名的陶母剪发待宾的故事，几乎看不到其他关于妇工的描写。

　　《晋阳秋》说陶母“纺绩以资给侃”，但陶侃“家酷贫”，此多为生活所迫，不具典型性。干宝《晋纪总论》中的评价，倒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女子，其曰“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既然不用耗时于女工，这些女子便有充分的时间“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畋渔。登高临水，去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抱朴子·外篇·疾谬》）这种热闹的聚会和出游活动，有山有水，有酒有歌，有任情尚性的佳人，想来还有不拘礼法的文人名士，一方面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另一方面也在魏晋风流之后，演绎出六朝旖旎。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现实又是作品滋生的土壤，通过《世说》中几则故事的解读，我们可以窥见魏晋以来礼教的衰落，女性地位的提高，审美意识的发展等，其所带来的，便是文学的自觉，乃至人自身的觉醒。而对“四德”的解读，历经六朝烟云，以至殊为开放的大唐盛世，随着儒学复兴和宋明理学的发展，再次被禁锢在汉儒的道德圈中，甚至变本加厉，与所谓“三从”一起，几乎成为封建礼教的代称。时至近代，胡适先生所云新“四德”，更多是谐谑之作，今时也有人以为女子“四德”并非全是糟粕，或可结合当代再赋新说，其中是非，恐怕要交与时间去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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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