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小学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与“文革”中什么书都读不到的一般印象不同，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其实都不缺少书读。我像猎狗搜索猎物、美食家寻觅美食一样，无孔不入地搜寻着一切可以一读的书，而且似乎总有办法如愿以偿。在家长老师的眼皮底下偷读“禁书”，充满了冒险的刺激与挑战的乐趣，成为那个荒唐的岁月里难得的乐事。

　　为同学捉刀做功课是常用的方法之一，借此可以换来他们家中的漏网之书。一篇作文换来了缺头少尾的海涅，几道数学题换来了大半本《复活》，一张英语卷换来了残破的《奥涅金》……也有同学食言的，捉了刀却不给书。这种没有信誉的家伙，是我觅书路上的噩梦。好在多数同学是讲信誉的。

　　有一次，我竟然觅到了《红与黑》，用什么换的已不大记得（好像是替人打扫了教室）。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天，在家里读不太方便，在学校读又有点危险，于是就带着它去了区图书馆。

　　区图书馆藏书有限，且大都是“红色经典”，但还是经常客满。阅览室里，有十来张书桌，每张书桌可坐四人，互相挨得很紧，邻座的书，对面的书，一目了然。我正沉浸在于连和瑞那夫人的纠葛里，只听得耳边一声压低了嗓门的惊呼：

　　“《红与黑》！”

　　原来是邻座发现了我的书，失声叫了出来。于是阅览室里所有的视线，都齐刷刷地射向了我，然后又聚焦到我的书上。那一刻，我既紧张，又骄傲，虚荣心高度膨胀。我想，作者本人被粉丝认出，其感觉也不过如此吧？

　　“这里借的？”邻座明知不现实，却试探地问道，眼里闪着希冀的微光。我摇摇头，那微光便熄灭了，还伴着一声叹息。其他的视线们，也都黯然收回。石沉水底，阅览室恢复了宁静。

　　……

　　就这样，靠着锲而不舍和运气，在“文革”的“硝烟”中，我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启蒙教育。于是也就可以理解，当《班主任》带着《伤痕》呼啸而至时，它们对我和我的同类来说，自然已经是“解冻”的象征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