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的《茶馆》，北京人艺的绝活，我是看了四五遍的——文化那样深层，历史如此深刻，语言多么深沉，每一回都激起我对京派文化的喝彩。              

　　然而，现在才知道，我们差一点看不到这样的《茶馆》,《茶馆》差一点要脱胎换骨——那是当年,周总理看了《茶馆》,“有完全不同的建议”。他对焦菊隐和于是之说,不赞成老舍写的那三幕。为什么呢？“不典型”。什么是典型呢？就是党史——周总理提出,1921年第一幕,1927年第二幕,抗战第三幕……然而老舍听说之后笑了笑,“我不改”——因为如果“改”了,就不是《茶馆》,而是话剧舞台上的《东方红》了……

　　老舍“不改”，所以北京人艺才有了隽永的《茶馆》，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原汁原味的“三幕”。

　　我赞叹老舍的“不改”——如果当年的老舍，听到了总理“完全不同的”意见，于是就颤抖，就“改”，就“脱胎换骨”；如果那时的老舍，一听到总理的“个人意见”，于是就“落实指示不过夜”，就违心推倒一切重来，我们今天，就没有了隽永的《茶馆》，而只是多了一个应时的“典型”。所以老舍的“不改”，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风范，有一点大剧作家的操守。

　　然而《茶馆》的得以保全，光凭一点“风范”和“操守”，在那个年代，是远远不够的。《茶馆》的能够“隽永”，更令我赞叹的，是周总理的宽容、宽松和宽厚 ——如果总理把他的“个人意见”，当作一言九鼎，甚至责成主管部门“坚决落实”，像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那样；如果总理闻知老舍“不改”，便提高到对党和组织的“抗命”的“态度”高度，不依不饶，不罢不休，像我们常常看到听到的那样；如果陆定一、周扬主持的“主管部门”，一听到总理“完全不同”的意见，便立即当做令箭，层层干预，“绝不走样”，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样，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茶馆》，更不会有老舍轻松的“笑笑”了……然而总理没有。他是不同意老舍的写法，但他确实将他的看法作为“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周总理不让焦于二位“传达”，而是“将来有条件我自己和老舍说”，更所以老舍既然“不改”，他“也没有再找老舍”，没有再说一句话……

　　《茶馆》的轶事很多，但我听来，总觉得这个老舍“不改”的故事，最深沉、最有意味，也最有现实针对性，直到今天，我们重温周总理的“个人意见”和老舍的“不改”，似乎还可以听到知识分子的“笑笑”之声，似乎更可以加深对“双百”方针的理解。

　　当然后来的老舍，终于跳进了太平湖，说明只靠总理一人的宽容，还是不够的——但这又是另一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