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我自小就喜爱诗文和文论，向往陆机《文赋》中那种“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笔墨驰骋。崇尚刘勰《文心雕龙》中那种“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哲理意境。及长后，又阅读了不少西方文论，颇多收获。从而开始涉足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两翼，觉得创作如没有理论的引导，难以提高。而理论没有创作的验证，行之不远。1978年底，我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理论培训班，受到了较系统的训练，夯实了基础。尔后，我从事的又是媒体工作，这就使我较多地关注社会文艺现象，较多地思考当代创作走向，同时也搞些学术研究。

　　随着社会的开放，观念的转变及经济的繁荣，人们关注当前效益及短期价值，写文艺评论可以讲是清寂而又费力之事。但出于一种社会责任、职业追求，总得有人守望与付出。而且出于个人禀性，对于一些倾向性的文艺问题，我总觉得不吐不快，于是也就提笔行文，针砭评述，不计功利。但感到欣慰的是我所写的一些《文汇时评》《解放论坛》及《文艺百家》等文，获得了一些同道的好评及社会的肯定。如《“泛娱乐化”倾向不足取》一文发表后，远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女儿发来短信，说老师上课推荐了此文。《中秋节的家国意识和人文精神》发表时正逢中秋佳节，当晚上海电视台的新闻夜线请我作了直播访谈。《文艺评论应回归艺术公信力》一文发表后，上海市文联创作研究室约请我作了专题讲座等。诸如此事，使我感到一种社会的认可与精神的鼓舞，吾道不孤。《媒体道可道——王琪森文艺评论集》(文汇出版社出版)除了最后一辑学术论文外，大都是问题评论，从而远离功利的诱惑和市场的背景。我不敢奢望为社会存照、为时代立言。我所能做的只是出于一个媒体人的良知和一个文化人的操守。“妙手何人为写真，只难传处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