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圣野在部队就很有些名气：一、他是诗人，出版过四五本诗集，这在当时是很让人艳羡的；二、由于诗人的豪放，据说每天早起必定大声朗诵诗句，爱人前来探亲，他会作出甜蜜的诗来记述，还读给人听。飞语流长，我们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的楼上都听到了。

　　不过圣野我曾见过。他身材瘦弱，军装穿得毕工毕整，浙江人，细声细气地说一口蓝青官话，那模样恰如著名诗人唐湜所描述：“见了人就有点怯生生，很少说话，只有眼镜后的一双眼睛在说话！”传言中的张扬与他本人并不相符。

　　1957年1月，《诗刊》问世，创刊号上刊载了毛主席的十八首诗词，还影印了毛主席给主编臧克家等同志的书简。这是轰动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大家都争购一册予以珍藏。3月初，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有人反映：圣野在他工作的浙江军区速中举办文学讲座时，专题讲述毛主席诗词，反应颇为热烈。这事，顿时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人说，给部队干部讲主席诗词，是一件新生事物，诗人讲诗，定有一番精彩；也有人担忧，以为主席的诗词博大精深，还没有好好学习消化，就登台开讲，会否曲解原意？更有甚者认为，上面没有统一讲稿，主席的诗词是可以随便讲解的吗？意见越来越严厉，幸而司今科长是位老文化人，懂得文人的习性，立即作了阻止，言道：没有看到的事，别急于下结论。我们可以借下去作调研的机会，顺便察访详情，也可能是值得肯定的好事呢。

　　果然，不久就组织了一个三人调研小组，一人调研学校行政教务，一个调研数理学科，我则调研文史一堆。我们于3月中旬乘车南行，经上海到杭州，再转车到上虞境内的五夫。军区速中设在五夫镇的北端，学校早知道我们要来，但圣野不知此中有我，见了面分外兴奋。

　　第二天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后，我们三人就深入各自分工的部门。圣野是文科的助理员，几乎整日陪着我进行工作。到了礼拜天，他就鼓动我们去爬山，说春天山上有兰花，其香可喜。但我们上山却未寻着，倒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淡红色的杜鹃，大家任意采集，别在胸前，插在头上，放浪形骸，浪漫了一通。晚上，除了工作，大多是被圣野邀到他的宿舍去谈儿童诗了。部队的作息制度很严，九点一过，统一熄灯，于是圣野点起火油灯，那跳动的火焰，立即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粉壁上。书桌一端有他采来的一捧杜鹃，那淡淡的香气和着诗的芬芳，把我们陶醉到忘却睡眠的程度。

　　为了丰富“五一”劳动节的课余生活，圣野终于要举办毛主席诗词的讲座。开讲那天，驻地附近的中小学老师也闻讯赶来旁听。圣野站在台上，手捧《诗刊》，先讲了毛主席诗词写作的年代，然后依次讲述，而着重讲析了《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等篇。他的讲法是念一句原诗，再以他自译的白话诗作诠释；在讲解中，他强调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以及意境的旷远。圣野念诗，轻声缓慢，像在体会着诗的原意，欣赏着诗的气势；当他激情荡漾，用宏大的声音朗诵时，我在台下一边详作笔记，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

　　“五一”后一周，我们回到南京，我给大家作了汇报。我以为这样的讲解有助于领会主席的诗词，没有出格之处，应予肯定；而诗人的大胆与率真，尤可钦佩。司今科长仔细聆听，频频颔首微笑，那笑容我至今难忘。

　　然而，未及一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政治形势大变，知识分子被视作异类。未几，圣野和我都被复员转业，但都到了上海，只是他专心搞儿童诗的创作，我则担任共青团工作，业余时间虽然仍爱读诗，主要精力却放在写影评与剧评上了。我们事后谈起，如果他在讲诗中像胡适那样有些微词，或有什么商榷之言，那么，他就难逃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