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改稿，在于新闻史，一向是被传为佳话的。比如说，周总理做形势报告，记者的稿子上，便说“周恩来总理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拿起笔来，圈掉了“重要”二字。这对于“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今人，当然要引起喟叹。又比如说，座谈会毕，新闻稿上赫然“周总理与会做了指示，”周总理郑重指出，“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这对于当下惯于“一言九鼎”的某些“领导”们，也不妨听一听。再比如说，周总理见外宾，新闻稿照例是“周总理接见”，周总理不高兴了，专门把记者找去，说中国封建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他是老子天下第一，高高在上。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见什么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你们要用‘会见’，不要用‘接见’”。这对于今天的国人，尤其是我们的“上者”，更有一点振聋发聩的意思。

　　然而“周总理改稿”之中，真正令我“振聋发聩”的，还是关于“神采奕奕”的那次“改稿”——那是1961年，出访回来的周总理，看到了报纸的新闻，说是“周总理神采奕奕走下飞机”。周总理急招记者，指着这四个字对他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现在当然不再是1961年，不再是中国人连温饱都谈不上的“困难时期”，然而例如周总理指出的“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之事，并不是没有——我们的不少官员，面对复杂的“国情”和深层的“民心”，是否还在那里“神采奕奕”,甚至眉飞色舞呢？所以依我所见，这个“周总理改稿”的故事，其实并非“故事”，与其说它是对50年前新闻工作者的批评，不如说它更是对今天一些为政者的针砭——我们的市长们，面对“七成民众不接受物价高涨”的央行调查，是否还是“神采奕奕”呢？我们的“当家人”，面对大二的学子，就要为日后的艰难就业而开始奔走的现状，是否还是“神采奕奕”呢？总之，面对转型期的积重，面对众多黎民的生存现状和实际感受，我们的同志，又有多少人不再“神采奕奕”而是充满着沉重的责任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呢？

　　说“神采奕奕”者不少，并不是说他们有意与“国情”、“民心”对着干，只是不少“同志”感受不到罢了。说来也是，如果你天天坐在高墙深院里听“捷报”批文件颁嘉奖令，当然闻不到真正的“民心”；如果你偶一“下去”，也是预先安排好“路线”，事前有人“踩点”，现场还拉起道道“警戒线”，当然也听不到民间的疾呼；如果你只与“高端”打交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甚至天天与“成功人士”杯觥相交，那你又怎么能“体恤民心”，又怎么能“了解国情”呢？怪不得天天“红光满面”，无怪乎天天“神采奕奕”……

　　周总理改稿，已过半世纪矣，但其中的“现实针对性”，日久弥深，于今愈烈，我们可不要忘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