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作假的面在拓展，植物有假，动物也有假，物质产品有假，精神产品也有假。不仅作假的面在拓展，而且作假的层次也在提升，院士候选人有假，高官、高管也有假。几年前，一位大人物莫名其妙地为一位无官之辈写了封信，地方便莫名其妙地让那无官之辈当上了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案发后，我问过与那骗子共过事的女性副市长是否有所察觉。她说：只发现他很少记笔记，想过他文化程度可能比较低，别的也没发现什么。我说：“那他下去讲话，想必也被人称作‘重要指示’、‘重要讲活’了……”“那当然……”

　　由此我在想：骗子的智商一般不低，就是“诚商”太低，人品太坏。再进一步思考：既然社会上有骗子，不妨把骗子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后来我发现，如果从社会管理角度考虑，还真可以把骗子视为一种社会报警器。骗子冒充什么人，就表明什么人在社会上吃得开，兜得转。曾记否？在英雄崇拜的年代，骗子就冒充英雄，从而引发老舍写了部《西望长安》。在“文革”当中军宣队吃得开，就有人冒充军人。在明星受欢迎时，有人冒充导演。在洋人吃得开时，就出现假洋人用国产冒充洋货。在权大于法时，无法冒充高干子女了，就有人冒充高干座上客。

　　“假作真时真亦假”，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写出的这句话似乎也只是反映了一部分真理。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骗子看出了社会真的有一部分人过于吃得开，便去冒充那种人来扰乱社会，吓唬、忽悠百姓。还是辩证法有道理：事物无不有二重性。“假作真时真亦假”，是有的；假作真时“假亦真”，也是有的，说不定这一点更容易被忽视，更值得发掘。

　　因此，我们在抓住骗子时，就不能一味地就事论事，而应该上升到社会关系上来认识，在治理社会结构这个“本”上下工夫，努力拉近过于吃得开的与过于吃不开的两极之间的距离，骗子就会减少，骗术也会失灵。别忘了，骗子的多寡同社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