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渐近，对老师的怀念更甚。那是今年教师节这天的下午2点多钟，丁淦林老师突发了脑溢血。而就在此前不到一小时，我刚在电话里请他的夫人周秀兰老师转达了对老师的节日祝贺。

　　著名新闻教育家、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丁淦林老师是我的恩师。读大学时，他当过我们两年班主任；读研究生时，他是我的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人才辈出，身居学术高位的丁淦林老师更是桃李满门，而我只是丁老师众多弟子中极其普通的一个人。然而，丁老师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之一。

　　丁淦林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时，曾为我们讲授《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也曾经与我们一起到宝山罗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秋收劳动时，他个子虽然矮小，干活却特别吃得起苦，而且很关心大家。

　　那时，我因担任班干部，与老师接触便多些。丁老师既教书又育人，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一次，在开往江西函授点的列车上，他语重心长地分析了我的特点：“你在新闻业务上没什么问题，基础比较好；而你从农村来，接触社会少，相比其他同学，显得思想太简单，社会经验太缺乏，处世幼稚程度相当于中学生。你需要碰点钉子。我非常希望你受点大的挫折，人只有在挫折中才会成长起来。”可惜我当时还很浅薄，竟不以为然，还以为自己当知青时20岁入党当大队干部，常年与土改过来的农村老干部一起工作，早已经成熟了呢。经过几十年人生历练，如今我倍感老师教诲之深刻和切实。

　　大学毕业离校后，丁淦林老师一如既往关心着学子们的成长。1992年初夏，我在复旦校园巧遇了时任新闻学院院长的丁老师，询问了招考研究生的信息，丁老师便放在了心上。半年后，我便接到丁老师的亲笔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新闻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将要招考研究生了。11月底，他又告知了一个更好消息：刚收到国家有关部门文件，“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作为大学普通班毕业，可以报考正式生了。

　　此时离正式考试只有个把月了，而我才刚刚开始复习迎考的起跑。时值岁末年初，主持着上海市计生委宣教处工作的我，正处于全年最忙的时段，回家还要照顾调皮儿子。我挤出了仅有的睡觉时间全力以赴复习。丁老师知道我的艰辛，却不肯向我透露半点儿考试内容。在我最疲惫的时候曾经对丁老师的铁面无私有些埋怨，但在我考出了比较满意的成绩时才体会到，正是丁老师的严格和公正，才进一步培育了我的自信、自律和克服困难的智慧、毅力。

　　如今，丁老师赠送的著作还在橱里，他的教诲言犹在耳，他谦逊温和的笑容似在眼前，可是他却远去了。

　　丁老师走好，愿您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