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猫警长》是70后、80后甚至90后共同的童年回忆。这部作品带着戴铁郎幻想的童心，科学的视角，对孩子们成长的关切，和对时代的责任感，为他赢得了最广泛的声誉，却也成为他的遗憾。

　　戴铁郎，中国著名动画片艺术家和一级导演，代表作《黑猫警长》。任国际动画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动画学会理事以及中央电视台动画部艺术顾问，享受国务院终身制待遇。

　　乐观的独居老人

　　戴铁郎长居杭州，只是偶尔回上海的老式公房小住。红漆外墙上，到处是旧水管的铁锈渗出的斑斑印蚀。从1953年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起，他就住在这间50平方米的一居室里。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后，原本狭窄的老屋反而变得空荡荡。

　　房间的正中，一张书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老伴去世后，戴铁郎把大床拆了，请人帮忙在原地拼起了一张大书桌，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讲课。因为有艺术相伴，晚年生活依然乐观。只是打交道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大学生，他不仅日日笔耕不辍，还带了两个美院的研究生。“我喜欢去了解那些新的科学知识，这样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继续为孩子们服务。我的动画都是和科学有关的，我喜欢动画，喜欢和孩子们玩儿。”戴铁郎说。

　　我和爸爸的秘密

　　1930年，戴铁郎出生于一个红色家庭，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戴英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二战期间，马共组织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在戴铁郎的记忆里，家里总是迎来好些客人，进了屋便和父亲开会。母亲在屋外养鸡，其实是为父亲“放哨”。那时家里穷，没钱养活他和弟弟妹妹三个人，便把弟弟送给重庆的一个亲戚，年幼的戴铁郎就跟在母亲后头干活。

　　在新加坡读书期间，戴铁郎和他的同学时不时组织义卖、捐款，散发写着“打倒侵略者”的宣传手册，一直到他回国。回想自己人生的第一个20年，戴老师说：“我去过许多地方，但都是因为我的爸爸”。1940年，因为叛徒出卖，英政府将戴英浪驱逐出新加坡。此时，上海地下党在之前的国民革命时期也被破坏得很厉害，需要一些没有露过面的党员来开展工作，于是，10岁的戴铁郎便跟着父亲踏上轮船作为掩护人员回到中国。“怕引起注意，妈妈和妹妹不敢跟我和爸爸一块回国。所以只能先让妈妈和妹妹回上海，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从远地搬到上海。我和爸爸后去，住在龙华的一处草房，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一来就是这么多年，在上海各地躲来躲去。”当时苏北盐城的情况很复杂，10岁的戴铁郎加入一个叫做新安旅行团的演出团体作为掩护，因为年龄小，个头小，所以演出的时候只能当指挥。

　　11岁就开始背着竹筒送情报，帮父亲做地下工作。14岁的他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白天开会、发宣传单、游行，有时还要去浦东背米，他说：“背两斗米就能养活妈妈和妹妹”，晚上则回家在灯下刻木刻画。“解放战争时期，我爸又被派往台湾、香港等地。时局紧迫时，全家人风声鹤唳，爸爸甚至不能出门。我以孩子的身份，曾经出面传递过许多情报。”戴铁郎说，“我还单独回过上海，传递过有关台湾高雄沿岸的布防情报。我那时带了许多中暑药，分散在袋装咖啡大小的包装袋里，情报其实就藏在里面。1949年，全国解放，我爸爸从香港回到广州。我带着母亲和妹妹，在香港《华商报》领了一笔路费，也回到了大陆。”

　　来自妈妈的教诲

　　戴铁郎曾与人谈起自己的父母：“我和妈妈感情很好，妈妈很坚强，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妈妈是个大小姐，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除了养妈妈，还养了好几个弟弟妹妹，外祖母很重视学习，让他们多学习，正巧，那时候妈妈很喜欢艺术，就送她去学校学习，然后回家再教弟弟妹妹。外祖父家也很有钱，妈妈来来去去都是乘坐老爷车。后来我外祖父要把妈妈许配给一个拥有两条马路的老板，做第二个老婆，我妈妈不喜欢那个老板，喜欢我爸爸。我爸爸本来家里也是有钱人，家里做锡矿生意，生意还很兴旺。我不是一个迷信之人，但有时候真的很奇妙，爸爸家本来养了条狗，白色的，很漂亮，那时还没有卡车，只能用大象来托运木材和锡矿，所以，狗狗就跟着大象后面，和主人们一起经营锡矿，生意很顺心。后来，不知怎的，狗狗突然就死了，很奇怪，本来经营的好好的锡矿，在狗死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客户再来看锡矿，闪闪发亮的锡矿一下子就变成了土，黑黢黢的不发亮了。目前为止，我从科学方面还没有找到任何解释，也许这只是凑巧，也许狗狗的死和锡矿的变质根本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件事到后来我爱人去世，我觉得又未必没有联系。我爱人90年代生病，糖尿病，为了让她解闷，我在南京路的花鸟市场买了只鹦鹉，天天陪她。那时我爱人刚生病不久，我每天上班，所以鹦鹉陪她解闷，她照顾鹦鹉，互为伴，久而久之，感情很深。我经常会去乡下去收粮食，比如玉米，我会带些回来给鹦鹉吃。平时我出门会把窗户打开，鹦鹉很听话，不会飞走。但就在我爱人去世的那天，出门前窗户照常打开，我还用链条把鹦鹉锁了锁。下午我和儿子去医院给我爱人送吃的，我让儿子先去医院陪妈妈说会儿话，我回家看保姆把饭烧好了没，然后带饭过去。我回家，一进家门，就发现链条被啄开了，鹦鹉飞走了，看链条的样子，大概是鹦鹉的嘴硬挤进去把两个链条给挤破了。我下楼去附近的几个楼找了一遍，无果。我想，它这么可爱，一定会有人可怜它，收养它吧。随后我带着饭去医院，我的孩子就告诉我说，‘爸爸，妈妈一直在说小鸟飞、小鸟飞’。我当时还想是不是我爱人又在搞什么创作？一定是工作上的创作，不然说不通，人在生病，但头脑还可以继续工作，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事实证明我错了。没一会儿，我爱人就走了。鹦鹉是人工饲养，飞出去肯定经不起外面的风吹雨打，会没命的。后来我想，鹦鹉飞走，可能是想念我爱人。”

　　“总之即便家道中落，妈妈后来还是跟爸爸走到了一起。解放后，父亲的身份转为木刻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师从我妈妈。抗战期间，爸爸辗转多地、几度被捕入狱，妈妈一直跟随他，吃了很多苦。但从无怨言，全心抚养我和妹妹，一生为革命'做好后勤'。妈妈告诉他：‘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是对的，那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妈妈那个时代能这么做我非常佩服她，她总是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很浅显，一点也不教条。我很怀念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

　　“盛名与是非”

　　美影厂最早做的动画片和科教片，都是国家买断后搭载着院线里的故事长片一起放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院线逐渐转向市场，为了更紧密地安排排片场次，故事片不再搭载短片播放，动画片需要另谋出路。而此时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台对动画的需求则要求系列化，熟悉的人物、连续的故事有助于创造更高的收视率。

　　1984年，《哪吒闹海》的导演之一《大闹天宫》的动画设计严定宪接替首任厂长盛特伟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职务。严定宪上任后提出了几项改革宗旨，其中一项就是“发展系列片”。1984年，戴铁郎启用了很多刚刚进厂的年轻人，大家花了10个月做出了两集动画片，在内部放映后却被叫停了，理由是：“里面打打杀杀，不符合传统美学，里面的科学道理也没有什么艺术性。” 直到一年半以后，一位电影局领导看了，觉得不错；一些小朋友试看后，反响也很热烈。在不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黑猫警长》终于得以在院线播出。在院线“火”过一轮之后，《黑猫警长》又通过电视继续影响了更多80后的童年。《黑猫警长》是中国动画史上第一部成系列的动画片，在这之后木偶片、剪纸片都出现了系列化，《葫芦兄弟》、《阿凡提》等系列动画片应运而生。

　　然而，在1987年播出的《黑猫警长》第五集片尾，黑猫警长最后举枪逐字打出“请看下集”的字样后，就没有下集了。他摇着头无奈的说，“以前所有的动画片片尾都是一个形式，就是一个大大的‘完’字。我们想玩出点新意，不要用‘完’，结果这个片尾给大家的印象很深。”《黑猫警长》当年空有社会反响，却没什么奖项，因为厂里没有上报。也许是无法得到应得的荣誉，戴铁郎似乎有些灰心，就在他制作《黑猫警长》第五集的时候，他曾企图下“杀手”，让黑猫警长把反派“一只耳”打死，让故事彻底完结，还好有他的学生印希庸拦住了他，让他“留个悬念”。

　　当然，关于《黑猫警长》停拍，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版权问题。《黑猫警长》确实曾存在过版权问题，并且是上海首例著作权纠纷案的主角。戴铁郎的《黑猫警长》是根据诸志祥的同名作品创作的。动画片每集都为诸志祥署名，支付了稿酬。但自动画片一炮打响后，美影厂和几家出版社合作，发行了《黑猫警长》的动画连环画，甚至还出版了连环画单行本，但这些都没有署名“原著人诸志祥”。文稿费及印数稿酬2.4万余元尽数给了改编人戴铁郎。

　　1987年6月下旬，诸志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经过调解，由戴铁郎赔偿给诸志祥2880元，诸志祥当庭撤诉。在那个版权概念淡薄，相关司法制度不健全的年代，法院诉讼是很严重的事。而由于单位版权处置不当却由个人赔偿解决纠纷的结果却最终伤害了几乎所有人。诸志祥在后来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当年实际写了100多个黑猫警长的故事，总篇幅达30多万字。虽然自己最终赢得了官司，但剩下的故事就再也没有机会走上屏幕了。

　　也就是因为这场纠纷，戴铁郎撕掉了当年已经准备好的，亲手编写、绘画出来的《黑猫警长》初稿图，以及选好相关小动物的形象图。

　　直到2010年，美影厂重启《黑猫警长》的大电影计划，由于第一部内容根据戴铁郎那五集的内容整合，因此导演署名为戴铁郎老师。而第二部则给他挂了顾问的头衔。此时，戴老已经退休二十年了。宗禾